本文由 Tiger Research 撰写。西方已经通过衍生品法或博彩牌照为预测市场开了口子,但亚洲监管者既没有通用牌照框架、也没有开放式的金融产品定义,导致数千万美元流向离岸平台,政府收不到税、投资者没保护。监管空白不是文化问题,是制度设计缺失。
核心要点
- 亚洲市场缺乏对预测市场进行分类的监管架构,监管者只能将其留在灰色地带
- 西方司法管辖区利用现有框架——美国的衍生品监管或英国的博彩法——为运营商创造了明确的准入路径并建立了监管机制
- 亚洲缺乏框架并未抑制市场活动,大量流动性涌入离岸平台就是证明,但这阻止了税收征管和消费者保护
- 建立监管基础需要公开讨论:预测市场应被视为衍生品、博彩,还是全新的第三类别
定义与分类的重要性
正如此前报告所述,预测市场作为信息平台有其价值,但法律从未在它与赌博之间划出清晰界限。
这引出一个问题:法律如何定义赌博,特别是投注行为。
英国 2005 年博彩法第 9 条对投注对象做了宽泛定义,一旦附加了金钱价值,就会被纳入博彩监管范围:
比赛、竞争或其他事件或过程的结果
某事发生或不发生的可能性
某事是否为真
根据这一法律定义,预测市场将经济价值附加于特定事件的结果或事实的判定,这意味着它们与投注(赌博的核心要素)在结构上高度相似。
监管辩论的核心最终归结为定义问题:是将预测市场纳入传统博彩监管框架,还是在衍生品等金融架构下重新分类,或是通过单独立法建立为独立类别。
西方:制度路径如何产生不同结果
与亚洲相比,西方司法管辖区对预测市场态度更宽容,但这并非源于对赌博的文化容忍,而是反映了现有制度架构允许它们绕开与博彩法的直接对抗。主要路径如下:
美国:预测市场被归类为商品交易法下的衍生品(掉期),纳入现有注册框架
英国:市场被容纳在通用「博彩中介」牌照制度内
欧盟:如合约被归类为金融工具,则适用二元期权禁令;若避开这一归类,则面临严格的各国博彩法这第二道屏障
一致的规律是:只有在拥有衍生品法或灵活牌照制度等独立于博彩法规的替代监管框架的司法管辖区,才可能实现制度性接纳。
美国:扩展衍生品定义
美国并非通过认可博彩框架来容纳预测市场,而是通过有目的地应用商品交易法(CEA)的现有合约结构。
2000 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CFMA):通过对「排除商品」的开放式定义奠定基础,允许选举结果和天气事件等非金融变量与原油等传统商品并列分类
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赋予 CFTC 两项关键权力:对事件合约的联邦专属管辖权;根据 40.11 规则禁止与恐怖主义、暗杀、战争和博彩相关的特定合约的权力
两部法律均非为预测市场设计,但它们共同创造了将此类合约视为金融协议而非赌博的法律基础,并在 CFTC 建立了集中监管对应方,取代了原本需要逐州游说的碎片化过程。
长期积累的法律架构催生了围绕持牌实体运作的市场。
2020 年 11 月,Kalshi 获得指定合约市场(DCM)资格,允许向散户投资者出售广泛的事件合约。Polymarket 在 2022 年遭执法后,通过 2025 年收购持牌交易所 QCEX 走向合规。
英国:通过通用牌照框架纳入
英国并未将预测市场视为衍生品的延伸,而是将其作为投注的一种形式,利用现有的 2005 年博彩法将其纳入监管范围。三项条款尤为重要:
第 9 条:对投注的定义足够宽泛,为预测市场提供了灵活的法律基础
第 13 条「博彩中介」:精准捕捉了预测市场的结构特征,因为它们撮合用户间的合约而非直接持仓
第 65(4)条:允许通过部长令调整牌照类别,使框架能够在无需单独立法的情况下吸纳新市场模式
2026 年 2 月,博彩委员会明确预测市场平台属于「博彩中介」类别,必须获得相应牌照。这并非一概禁止,而是构成了明确定义的准入路径:一方面是对无牌运营的严厉处罚,另一方面是开放的注册窗口。
尽管有既定框架,主要全球平台对进入英国市场仍持谨慎态度,原因根植于它们的美国诉讼策略。
Kalshi 和 Polymarket 都在法律论证中大量强调预测合约是金融衍生品而非赌博。获得英国「博彩中介」牌照会将它们正式归类为博彩运营商,这会削弱它们在美国诉讼中的法律立场。
这使英国形成了与全球标准不同的市场环境,实际上为英国本土运营商创造了理想的建立业务的条件。现有博彩交易所 Matchbook 利用其博彩中介牌照于 2026 年 1 月推出"Matchbook Predictions",新入局者 Versus 获得 UKGC 通用博彩牌照并推出自己的预测市场。
欧洲:金融与博彩监管的双重封闭
欧洲大陆的监管格局将 MiFID II 下的金融监管与各国博彩法结合,形成双层屏障:
任何被归类为金融工具的合约立即遭遇二元期权禁令
任何逃脱该归类的合约随后面临严格的各国博彩定义
2026 年 7 月,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在官方声明中明确了金融监管维度,指出事件合约的二元支付结构完全属于二元期权禁令范围。这有效关闭了以金融产品身份进入欧洲市场的路径。
预测市场在博彩法下面临同样困难的条件。法国是最清晰的例证:国家博彩管理局(ANJ)实施了分阶段执法升级,最终将预测市场运营归类为非法赌博。
唯一例外是直布罗陀。2026 年 7 月,直布罗陀设计了专门立法框架——预测市场法规,将预测市场定义为独特的「第三类别」。这是创造新路径而非在现有框架内运作的策略,但由于直布罗陀不是欧盟成员国,该方法的局限在于不受欧洲内部互认约束。
然而欧洲的封闭结构未必永久。欧盟委员会目前已将预测市场的法律处理正式列入加密资产市场监管(MiCA)审查流程。取决于 2027 年 6 月到期报告的结论,向容纳预测市场的新制度框架转变的大门仍然敞开。
亚洲:制度缺失的现状
亚洲司法管辖区面临两个在西方市场不以同样形式存在的结构性障碍:
国家控制的博彩牌照:不存在能够以英国「博彩中介」类别方式容纳私营部门创新的通用牌照框架。牌照权通过国家控制的垄断结构分配
金融产品分类约束:韩国和日本的金融法使用封闭的正面清单定义标的资产,这使得美国通过「非金融或有事件」概念实现的广泛重新分类在法律上不可行
正如西方案例所示,预测市场能否立足取决于哪条路径定义它:现有金融产品架构或博彩监管。然而亚洲市场面临的根本约束是,两套分类系统都未提供能够容纳这种新商业模式的制度基础。
亚洲各地已存在合法博彩市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因此任何以情感抵触或文化特殊性为由否定市场的观点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那么核心问题不是市场是否被社会接受,而是如何设计监管基础来容纳这种新市场模式。
韩国:缺失的架构与刑事执法作为默认选项
国内对预测市场的讨论尚未达到辩论其法律地位或社会价值的阶段。现有监管框架默认将其视为投机产品,这在实质性讨论开始之前就切断了它。
相关的法律条款已经与预测市场的运营方式存在冲突。《投机行为规制及处罚特别法》涵盖「奖金业务」,定义为通过正确预测特定事件结果来分配金钱或财产的业务。这在结构上与预测市场的运作相似。
然而,法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奖金业务法预设了一种赌场式结构,即运营商直接控制资金池。像 Polymarket 这样的现代平台使用撮合架构,运营商在用户之间促成合约,而不是直接持有资金。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说明这种结构性差异在现行法规下会如何处理。
金融监管途径也被封闭。《资本市场法》采用正面清单方式定义标的资产。虽然金融指标被覆盖,但没有明确依据将选举结果等非金融变量归类为衍生品。
由于经营博彩业务的权利无论如何都保留给国家垄断实体,私人平台也无法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市场。
日本:复杂的变通方法和非正式实践的局限
日本的预测市场遵循了监管变通而非制度整合的模式。
本地平台采用的方法类似于三店系统,这种机制起源于柏青哥行业,通过在运营过程中物理切断直接现金流。
平台运营商:平台阻止直接现金存款,改为运行基于观看广告等活动的免费奖励模式。它还消除了平台内部的任何现金兑换功能,从而移除了「财产得失」这一赌博的定义要素。
奖励发行方:独立于平台的第三方为成功预测发放奖励,如礼品券。将平台运营商与发行实体分离,消除了运营商成为奖励兑换现金直接参与方的法律风险。
外部兑现市场:平台外的点对点转移市场和附属商户形成生态系统,在那里奖励实际被消费或转换为现金。由于运营平台不参与这一分配过程,结构保持独立并避免满足赌博罪的法律要素。
这最终是一种出现在监管灰色地带的非正式商业实践,而不是建立在坚实法律基础上的结构。全球平台要么被阻止进入日本市场,要么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在严格限制下运营。日本政策讨论的实质水平与韩国并无实质差异。
亚洲市场正在放弃什么
亚洲缺乏制度架构并不意味着市场不存在。超过 5200 万美元(约 728 亿韩元)的流动性流入与韩国 2026 年 6 月地方选举相关的预测市场,表明即使没有国内监管框架,用户对境外平台的参与已经跨越了一个有意义的门槛。这些交易处于税收体系之外,缺乏消费者保护机制,市场诚信监督也不可能。
监管机构面临三种可用应对措施:
扩展现有刑事法规以实施制裁(当前韩国的做法)。
使用技术手段完全封锁平台访问(新加坡模式)。
将预测市场纳入监管范围,在此过程中获得税收收入和监管权。
只有第三种选择能够精确实现税收征收、消费者保护和市场透明度等实际监管目标。
2026 年预测市场的全球年交易量预计将超过 2000 亿美元。保守假设韩国国内用户占该交易量的 1%,任何给定亚洲市场可归因的交易量将达到 20 亿美元。根据采用的税收模式,这将产生估计每年 400 万至 4320 万美元的新税收收入。
更重要的一点不是这些数字本身的规模。如果没有监管适应,这些交易不会消失;它们将在不受监管的环境中继续进行。监管机构将放弃税收和监管权,同时继续承担行政和刑事执法成本。
重构预测市场的监管方法
如上所述,预测市场的制度适应取决于使用哪种现有监管架构(赌博或金融产品)来定义它们。
赌博监管框架:这条路径改编了现有的亚洲模式,用于国家批准的投机活动,如体育博彩池或综合度假村赌场。它与国家垄断结构一致,可以通过公共资金理由证明合理性,但在适应私人平台的商业模式方面存在固有局限。
衍生品监管框架:这代表了摩擦最小、运营上最可行的路径。它涉及微调金融产品的定义,借鉴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接受非金融变量或韩国《资本市场法》中「经济风险」语言等先例。这种方法避免与现有国家赌博垄断的直接冲突,同时通过将合格标的资产限制在可公开验证的统计变量来预防对投机和市场操纵的担忧。
创建独立的第三类别:这涉及设计专门的立法框架,就像直布罗陀所做的那样。它允许最精确的监管校准,但鉴于缺乏先例,承担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项长期的制度事业,而不是近期结果。在许多亚洲司法管辖区,关于预测市场法律身份的基本公共讨论尚未形成。确保任何这些路径所需的立法动力,首先需要建立公共审议程序,并就预测市场的价值建立广泛的社会共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预测市场在整个亚洲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没有实体牵头塑造围绕预测市场的话语。因此,即使是最基本的议程项目也尚未讨论。
精确分析预测市场整体如何运作需要一个正式的公共论坛,例如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建立的公私圆桌会议,建立这样的论坛现在是当务之急。
即使设定了这种讨论水平,也需要一个能够将其带到实际政策桌面的实体。像 Limitless Research 这样的专业研究机构在实践中展示数据驱动的预测模型,并在此过程中在建立市场价值体系和塑造公共话语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从 Limitless Research 开始,具有专业分析能力的组织展示其数据可靠性和公共价值的过程,将成为将预测市场的碎片化话语提升为制度体系内核心议程项目的决定性催化剂。
预测市场具有明显的收益和风险,但在辩论发生之前就达成制度性结论将是一种忽视核心问题的草率做法。现在需要的是尚未发生的建设性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