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建两条芯片生产线,实在太大胆了。”
当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研讨会的话筒,交到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面前时,他告诉现场的专家:
“不是两条,上海,五年要搞十条。”
1997年,50岁的江上舟拿到了一个新职务,上海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这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江一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
他也是那个时代少见的留学生官员,被国家公派到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那里最著名的校友,叫作爱因斯坦。
这一次,他拿到了一局难下的棋。
彼时,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正经历转型的阵痛。
纺织、钢铁、石化......这些上海的昔日荣耀,正逐渐成为上海的“包袱”。在中央的开发规划中,上海的未来要靠高科技和新兴产业。
作为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最核心的任务,是筛选出引领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他的答案之一:集成电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集成电路工程始终走走停停。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下,中国只能购买已被发达国家淘汰的“二手产线”。加上拖延和落地消化的时间,产线一拿手,就落后了三代,无论如何走不出“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自主的908/909工程陆续失败,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一片压抑气息。再加上当时全球芯片产业不景气,行业利润已大打折扣。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主流的调子是:芯片要搞,五年时间,搞两条8英寸生产线。
但当话筒交到江上舟手里时,他面对全场专家,说出了上海的计划:
“十五”期间,8英寸芯片生产线,上海要建十条。
作为有专业背景的技术型官员,江上舟的话,自有来由。
在他看来,芯片是我国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再难也得拿下。
到2000年前后,芯片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矿产、粮食)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中国的电视和手机芯片百分之百都是进口。
带着这个计划,江上舟回到了上海。
通过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的历史,并比较上海的优劣势后,他向上海决策层建言: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
在江上舟看来:
在半导体产业内,华人是一个奇妙的群体,它有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才积累和关系网。而上海既是最受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又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只要筑巢引凤,未来一定能超越中国台湾。
江上舟因此不遗余力地奔赴中国台湾,专门招揽人才。他找到了芯片业鼎鼎大名的张汝京。
在上海,张汝京得到了最有力的承诺:张江的地,你想要哪块都可以。
但按照当时的生产工艺,要想建10条生产线,至少还需上百亿的投入,钱从何而来?江上舟想到了引进外资。
按照外资企业打造的中芯国际,非常分散地引入了大量中外资本,甚至包括美国高盛与华登。这个精妙筹算,不仅使中芯获得了资本,也绕开了西方封锁的限定,获得了大量半导体设备,从而快速加入赛道。
2000年8月24日,他带领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13个月就实现投片试产,3年内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2004年,江上舟还遇到另一个重要人物,先后在英特尔、泛林、应用材料等半导体巨头工作,当时已是应用材料副总裁、全球芯片刻蚀领域顶级专家的尹志尧,并且邀请当时已经60岁的尹志尧,到上海张江创办了创立中微公司,开始了中国刻蚀设备的“拓荒时代”。
在江上舟的努力下,一批芯片人才进驻上海开办企业,不到5年,上海已建和在建的8英寸IC生产线达到18条,超额完成预期目标。
江上舟坚信,照此速度,自己1998年预言的“大陆芯片产业2015年-2020年超过台湾”,一定能实现。
和集成电路相比,江上舟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商用大飞机。
江上舟与大飞机结缘,是在2003年,那时,他出任了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
但没人知道的是,这是他确诊肺癌的第三年。
在论证组组长任上,“大型民用飞机”成为他选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论证最为艰难的“硬骨头”。
长达半世纪以来,在造民用大飞机的路程中,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从运-10到C919,几经波折。
彼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议论甚嚣尘上,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当时我国商用飞机研发面临成本高企、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况且大飞机项目还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然而江上舟明白,大型商用飞机是现代工业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大飞机非发展不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
实际上,发达国家真正想遏制的并非某款飞机技术,而是一整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平台,江上舟早早看到了大飞机项目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深远意义。
“你有100个技术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大飞机,相反如果造了大飞机可以带动100个技术的开发。”
发展大飞机,能够带动新材料、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还将带动流体力学等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因此,将大飞机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就是为中国的机械、电子、材料、冶金等所有相关产业安了龙头。
更重要的是,江上舟看到了上海拥有制造大飞机的实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就自主生产过“运十”大型民用客机,与美国麦道公司展开过多次合作,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为此,他力排众议,在学界和业界组织了一场长达三年的讨论。
三年间,江上舟不断往返于上海与北京,直到2006年2月26日,国务院批准立项,将“大飞机”列入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
C919客机项目,迈开了它的第一步。
江上舟做的都是大事,但这又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他的仕途,可谓一波三折。
40岁之前,江上舟只是个“书生”。1965年,江上舟就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因“文革”他仅在学校待了9个多月。
十多年来他从未停止学习,和同学也是后来的夫人吴启迪(教育部原副部长)自学大学课程,1978年,俩人双双考回母校。日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赴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1987年,江上舟来到了海南三亚。
这是一个刚刚从县级市升格的新城市,全三亚的电话也没超过1000部,电话号码甚至只有三位数。
八年海外求学的经历,赋予了江上舟前瞻性战略眼光,然而也正因“超前”,他时常饱受争议、不被理解。
比如,他想在三亚建设科学城,建设中国的“夏威夷”。然而1990年,大陆地区的GDP只有3878亿美元,当时只有500多万人口的香港GDP高达大陆的20%。
那时中国要解决的是11亿人的温饱问题,高科技产业和旅游经济的重要性还难为大多数人理解。
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建立土地交易制度等概念,今天早已应用于城市管理,但在当时也因“超前”而遭遇不少阻力。
因此,江上舟在1989年的选举中,落选三亚副市长,当时,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还是“海南开发促进会”副会长,而同在海南任职的儿子却落选了。
有趣的是,落选的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以市长助理的身份继续工作,努力推动三亚向国际旅游城市转向。凭借这份实干,江上舟在1991年的选举中高票当选副市长。
那一年是江上舟进入仕途的第三年,43岁的他,像23岁的小伙子一般精力充沛,总是马不停蹄地奔赴基层各地调研。
遗憾的是,在“搞旅游”还是“搞农业”的路线中,当时的三亚选择了后者,江上舟只得离开,而今日三亚的事实,无疑证明了江上舟的眼光。
在时任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的挽留下,江上舟就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
1993年的洋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那里,江上舟带来了“找市场不找市长”、“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等理念。
洋浦当时所积累的经验,如首创公务员招考制度,以及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在随后10年间陆续登上了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台。
然而也因“太过超前”,江上舟再次折戟洋浦。
直到2007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洋浦开发迎来新的机遇,这似乎是对江上舟当年洋浦开拓的肯定,但这时江上舟早已离开海南前往上海了。
因为太具有威胁性,中芯国际从成立开始,连续遭遇行业老大台积电多次狙击,面临高额赔偿。
2009年,创始人之一的张汝京被迫从公司离职,江上舟临危受命出任董事长,但没人知道的是,此时的他,已是肺癌晚期。
面对困局,江上舟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已是苦苦支撑,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芯片行业发展的思考。
“在半导体工艺方面,我们不一定要样样精通,只要有几样走在国外前面,就可以走出我们的发展道路。”
这可能是江上舟在生命最后岁月里,留给中国芯片行业的忠告。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就因病去世。此后,中芯国际迅速陷入混乱,长达两年的内斗期间,高层相继出走,发展几近停滞。
同一时期,全国芯片产业也正经历着至暗时刻。直到2014年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整个产业才逐渐走出阴霾,开启新的辉煌征程。
因此,无论是ARJ21新支线飞机(2015年正式进入市场运营)还是C919客机,江上舟都没能等到它们真正翱翔蓝天的日子。
回顾江上舟的一生,从世俗角度看,他或许是个充满悲情的“失败者”。然而,他也是个真正的幕后英雄。
靠着江上舟当年打下的基础,今天的上海已成为集成电路和中国商用航空的排头兵。
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伍整体规模超5700亿元,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城市第一。
如今上海已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芯片产业链五大关键领域,上海均有龙头企业布局。
中芯国际、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紫光展锐、上海新昇......这些或多或少曾受江上舟“扶持”过的企业,代表了中国芯片产业在不同领域突破封锁的希望。
江上舟首倡落地的大飞机项目,中国商飞的C919飞机系列也早已开启国产客用大飞机的商业化的征程,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回溯过往,江上舟从未“赶时髦”,而是对上海的定位和实业经济保持着异常冷静的态度。
江上舟认为,上海作为全世界制造业资源最密集区域之一,应该努力占领工业高地,带动全国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调整。
如今,当我们怀念江上舟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感念他的战略眼光,钦佩他实干、精进的品格,也遗憾他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许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诠释。
“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当下,而是对未来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好友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眼里,江上舟“一生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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