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nny
也不知道真假,中国大陆这些年的贪腐案爆出来的数字真的是夸张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离了个大谱。一个县长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的贪污受贿。
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李建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他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金14.37亿余元,受贿5.77亿余元,另外挪用公款10.55亿余元 。
普通人看到这种案子,大概率会问:一个地方干部而已,一个开发区而已,哪里来的十几亿、几十亿给他贪?
确实我们如果拿工资去算,他得从三国时期开始工作,然后不吃不喝才能攒下这些钱。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地方实权职位值多少钱,跟工资不是一回事。土地、工程、国企资金、贷款、拆迁、牌照、项目审批,这些钱不是他的,可很多都要经过他的桌子。一年工资可能几十万,但一张介绍信、一封邮件、一个信息却可能决定十亿、百亿的东西往哪里走。
所以地方权力有点像收费站。收费站自己不用赚一百亿,只要每天经过的车值这么多就可以了。(是不是有点像交易所listing BD了~)
不过这个官场贪腐故事如果只停在这里,也没什么新鲜。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两百年前一个晚清县官留下来的日记。
这个人叫杜凤治。
杜凤治的故事讲的是另一件事:一个位置只要未来可以产生收入,在人还没坐上去以前,就会有人替这个位置折算成自由现金流。
李建平这类现代案件告诉我们,一个职位可以控制多大的资金流;杜凤治则告诉我们,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位置以后有钱可出,未来的资金流甚至可以在人上任以前,就先拿去贴现
权力或许还没兑现,但官途的未来先被金融化了。
一、考中举人,只是拿到排队的号码牌
杜凤治,字平叔,号垕山,浙江绍兴府上虞县长塘人,1814年出生在浙江绍兴,1844年中举,那一年30岁。我们小时候读范进中举,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好像锣鼓一响,第二天就可以去县衙上班。但真实的清代官场可没有这么爽,中举(成为举人)只是证明你有资格往上走,什么时候真的轮到一个位置,可能是很多年后的事了。
杜凤治后来大致走的是这样一条路:举人 → 获得进入官僚体系的身份 → 大挑、拣选等途径进入候官池 → 排班等实缺 → 再通过捐纳购买更快的铨选次序 → 进入优先队列 → 还是要等真正的县缺空出来 → 抽中以后才有官做。
杜凤治成为举人之后,一直考不上会试,之后就一直在候补。1855年参加大挑,到了1863年,他干脆注销原来的资格,直接借钱加捐插队,弄了一个加速通道“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花了大价钱终于在1864年编进候选序列后,但是这还没完。。他还要等。。直到1866年三月,在他同一批的候补里,排在他前面的因为需要守孝,才轮到他抽到广东广宁县知县。
从1844年中举,到1866年拿到实缺,整整22年。人生能有几个22年?!
这很像今天币圈项目拿VC的钱。VC就像是功名,你拿到几个头部基金,身份先不一样,交易所比较愿意见你,下一轮投资人比较愿意谈,媒体也多看一眼。可身份不是钱。杜凤治可以拿功名跟人聊天,不能拿功名买米;项目可以拿十亿美元估值上新闻,但交易所上币还是要等等。
所以融资有时候跟科举一样,先让你进门,进去以后再告诉你:里面还有一条长长的队伍。
要插队?呵呵~
二、朝廷给你官,路费你自己想办法
1866年,杜凤治终于拿到广宁知县。看连续剧的都懂,这个时候应该张灯结彩,祠堂开正门,总算熬出头了!但清朝之所以是清朝,就是吏部给你的只是任命书,不包接送。
清朝对这种中下级地方官,不负责安排交通,也不预支赴任路费。从北京怎么去广东,家人带不带、幕客怎么请、仆人怎么养、路上吃住、船钱车钱,全是自己的事。
大清的入职安排:恭喜加入朝廷,工作地点广东,搬家费请自行处理。
杜凤治1866年9月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香港,十月才到广州,一路三十多天。到了广州还不能直接去广宁,因为省城这一关还得跑。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要拜会,衙门里的幕友、门房(aka 门口保安)、公文人员都要打点。
晚清官场很喜欢讲跑关系、谈合作,放在今天的web3、币圈可一点都不输。当知道你要上某安、某k、某base了,有些打着VC、孵化器的名义,就会屁颠屁颠的跑来要求项目方再上线前按照天使轮的估值拿个x%的token,而且lockup还要按照最优惠的标准。
问题是,杜凤治没钱。20几年都耗在了考试、打零工、等待,又没有家族的托举,他该怎么办?
于是北京早就发展出一门成熟生意:官债。
三、普通人穷,钱庄不理;准县长穷,钱庄主动上门
普通人穷,钱庄不予理会;一个马上去做知县的人穷,钱庄可谓高高兴兴引进门。因为普通人今天没钱,半年后可能还是没钱;准知县今天没钱,半年以后手上有一个县。
杜凤治拿到广东官缺以后一个多月,上门替他介绍官债的人“不下四五十人”。一个穷得连上班路费都不够的人,突然变成金融市场的热门客户。
原因很简单。债主看的不是杜凤治今天有多少钱,而是他马上坐到什么位置。表面上借钱给的是杜凤治,心里面算的是广宁县能产出多少油水?
这也是为什么条件敢开得这么狠。到了同治五年六月,杜凤治谈成一笔官债:名义借4000两,实际到手2000两;后来又借680两,到手340两 —— 什么砍头息,对半息看过么?
今天如果有人跟创业者讲:“我借你四百万,你实际拿两百万,不过欠条还是四百万。”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应该不是签字,是先看看对方是不是诈骗集团。
杜凤治却得签。
他已经等了22年,读书、考试、候补、加捐,时间和钱都放下去了,现在只差去广东。这个时候你跟债主说利息太贵,债主大概只会说:没关系,你可以不借,回去继续等。
融资成本很多时候不是由利率决定,是由你还有没有别的路决定。
晚清时期,债主怕你到了广东以后不认账,还会自己或者派伙计跟着赴任,等到了地方收完钱再回来。所以大清县太爷上任的队伍里面,可能有一个人看起来很低调。你以为是师爷,不是;以为是护卫,也不是 —— 是催债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某些币圈的明星项目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某某VC的合伙人躬身入局,加入团队扬帆起航,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那味儿了?
四、到了广州,第一轮钱又不够了
杜凤治到了广州,很快发现北京借来的钱还是不够。各衙门要跑,门包要给,公文有人送,也有杂费。去总督衙门辞行,因为门包没准备好,门房甚至不肯递他的手本,最后还得把价钱谈好,钱过了,门才开。
于是他在广州继续借,又向银号和私人借了三千多两。
更有意思的是,广州银号为什么敢继续借?因为当地人比北京债主更懂广东的县。协成乾银号掌柜孟裕堂判断广宁是个“优缺”,认为一年做得到上万两,于是愿意继续借。
这个画面比官债本身更重要。
杜凤治还没坐进广宁县衙,广州银号老板已经替这个县把账算过了。税源怎么样,商业怎么样,这个缺好不好做,一年大概出多少钱,够不够还债,人家心里面有数。
杜凤治看到的是:终于轮到我当官。
债主看到的是:这个位置开始有收入了。
同一件事,两套估值。
一个人二十多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看到的是人生理想;金融市场看到他的第一眼,已经把人生理想折算成现金流了。
五、晚清县衙最麻烦的,是灰色是底色的时候。
今天我们的理解很简单:政府的钱是政府的钱,官员工资是官员工资,公务走预算。但晚清县衙可分不清。
州县办案、勘验、缉捕、差役、幕客,都要花钱,可正式财政一定不够,这点朝廷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在各个方面,比如征收、规费、罚金等会留有一大片灰色空间。州县的钱粮征收,也不是国家派一个公务员收完就结束,而是一整批书吏、差役和地方人员围着这条流程生活。
所以一个县为什么有这么多钱,不是因为知县工资特别高,而是税、司法、商业、牌照、地方治理,一笔一笔都经过这里。一个节点承担的功能够多,围着节点的人自然都会想办法从里面找收入。
这也是为什么只讲“晚清官员道德差”,是没办法解释这件事的。不是说制度有问题就可以替个人开脱,该负责还是要负责。问题是,如果合法收入和合法财政覆盖不了制度要求你做的事情,而灰色收入又长期被默认拿来填洞,最后公与私一定会黏在一起。
最开始可能是“这件事不这样搞就办不下去”,后来变成“大家历来这样搞”,再后来才变成“反正大家都拿,我多拿一点有什么关系”。
腐败很多时候不是一脚踹门进来的。它先以“方便办事”的身份坐在角落,但坐久了,就不走了。
如果你细心一点,你可能会惊觉:这不是跟某交易所、DeFi协议的BD(尤其是上币BD)、xxx拿deal的VC合伙人、某某MM机构的partner等等有点雷同了。事事都要花钱,但是领导给的又少,明面上的账单肯定不够cover,有甚者直接是老板说不要走公账,那你说这该怎么办?
六、杜凤治上任以后,也不是坐在县衙等银子自己送上门
杜凤治到任广宁以后,身后欠了这么大一笔钱,他该怎么还清这些高利贷?答案:催收
炕上还没捂热,杜凤治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地,除了是赴任时的官债没有处理完,一边是州县本来就有钱粮征收任务。他不可能坐在县衙喝茶,等乡民哪一天心情好,自己排队来把欠粮交清。日记和后来的研究都显示,他会亲自下乡催征,而且花在催粮上的时间不少。
当时广东州县催粮,不是今天寄一封提醒信就算了。县衙会带着书吏、差役、行杖人员一起下乡,地方又大,人口又散,官府自己没有能力一户一户找到,所以一定要借助宗族和地方士绅。谁家欠粮,找不到本人,就找宗族;宗族不动,就找绅士。一个士绅自己可能已经交清了,但只要整个宗族或者乡里还有欠账,官府一样会找他,因为他是官府能够抓得到、也有能力施压的那个节点。类比币圈,当出了问题,交易所就会找做市商、找项目方、找接广告的KOL,以此类推。
这个逻辑其实很现实。县衙没有能力碰到每一个最终付款人,所以一定要靠中间层传压力。放到今天币圈,当然手段完全不同,项目方不会抓人,也不会封祠堂,但组织上的逻辑有一点像:项目本身不可能直接触达每一个用户,于是中间就会长出交易所、做市商、社群、渠道、合作伙伴、各种商务人员。项目需要流量、需要资金、需要用户,这些中间层自然就变得有价值。
七、钱粮收不上来,杜凤治是真的会封祠堂
《杜凤治日记》里面最好看的部分,就是你会看到催粮这件事最后可以搞到什么程度。一个宗族欠钱粮,杜凤治会封祠堂。有产业的,也可以封店铺。宗族里面真正欠钱的人找不到,就找族里有头有脸、抓得到的人来施压。
这个手段为什么厉害?因为祠堂不是普通一栋房子,它是整个宗族的公共空间,是祖先、身份、面子全部放在一起的地方。
甚至清代一些地方催粮,会把祖先牌位先扣起来。你可以不怕县太爷,可整条村的人看着祖宗牌位被官府锁住,这个事情就很难继续装没发生。放到今天的话,大概就是追债追到你家祖坟。
而且还有株连的玩法。广宁有过一个姓谢的人,自己名下的钱粮交清了,欠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共有产业。问题是兄弟太多,官府一个一个找很麻烦,于是先把压力放到抓得到的人身上,让他自己回去找兄弟解决。这个逻辑很简单:我不是不知道真正欠钱的人很多,我只是先找一个可以执行的人。
杜凤治在罗定征粮的时候发现,有些所谓“殷丁”其实穷得像乞丐,你打死他也拿不出钱。他自己在日记里判断,与其逼这些穷人,不如“限绅士究比限殷丁有拿搦”——说白了,找有钱的人还钱才是王道。
这件事很值得记住。因为所有硬指标最后都会寻找一个可以执行的人。县衙上面有人催,县衙就往下面找;下面太散,就找士绅;士绅再往宗族里面压。压力不会消失,只会一层一层往下传。
而在币圈?交易所能找谁?
到了后来,杜凤治催粮的办法更直接。欠粮的人躲起来,官府会找家里人,甚至拿家属施压;有时候封屋,有时候威胁拆烧住宅,也会禁止欠粮户演戏酬神、收割晚稻,逼他们先把钱粮处理掉。
钱粮征收本来就是州县官的硬任务,交不上会影响考成;广东地方治理本身也复杂。杜凤治的私人债务、第一次做官的亏累、家庭开支、官场费用,再加上朝廷给他的公务要求,全部叠在一起,才形成那个状态:公家的账要钱,私人的账也要钱,上面最后只问你交出来多少。
所以杜凤治会越来越“勤奋”。
这个勤奋不是鸡汤里面那种努力奋斗,而是利息在屁股后面追着跑的窘迫。
八、所以项目方会开始想尽办法,把未来收割
杜凤治面对钱粮压力,可以下乡催、封祠堂、压士绅、找宗族,因为封建时代的人跑不了,祠堂就在那里,而且杜有行(暴)政(力)力量作为后盾。
那些负债累累的项目方呢?要知道资产负债表给人的压力是相通的。项目要把交易量做起来,要增加流动性,要上更多平台,要搞积分、质押、空投、生态激励,要不断找新的使用场景。做得好的,这叫把融资真正变成产品、用户和收入;做得差一点,就开始用补贴买数据;再差一点,产品不行,最后只剩故事、价格和金融工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项目一融完大钱,就进入一种停不下来的状态。上一轮讲基础设施,下一轮开始讲生态;生态没起来,再讲消费;消费不行,碰到人工智能热,就再加人工智能;过几个月市场热点变了,又要换一个故事。不是每一次转向都是诈骗,创业本来就会调整,但你要知道,后面一直有一张账在追。
一个完全没融资的小项目可以说,做不出来就算了。一个融了几千万、前面站着几十家基金、养着一大队人、代币都准备上市的项目,说“算了不做了”,哪能这么简单。。。
怎么办呢?项目方只能找到各路大神,不管是做市商、社区、喊单人、拉盘方、庄家通过各种金融工程来收割市场上不明所以的流动性来回血、还债。
杜凤治自己后来在仕途低潮的时候也抱怨过,债务、亏累、家庭压力全部在身上,如果有退路,他宁愿有几百亩田,也不想继续干这个“九幽十八地狱”的营生。这个心态放到今天,很多创业者应该看得懂:每天半夜还在线,不一定都是热爱,有时候只是走到这里了,真的回不了头。
这在清朝可谓是人尽皆知之事,但还是架不住前仆后继的年轻人考取功名,因为大家都觉杜风治一介布衣,虽然熬白了少年头,但终究还是上岸了,人活一辈子,只能要出头,拿到大结果,做什么都行。
科举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它真的平等,而是它让整个社会相信,至少还有一条向上的路。哪怕这条路要读二十年、等二十年、借高利贷、找关系,还是有人愿意挤进去。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这条路贵,而是除了这条路,根本没有其他路可选。
后记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杜联,字耀川,号莲衢,浙江上虞人,翰林出身,后来做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阶从二品,同治年间出任广东学政(学政就是钦差,在省里的地位很高,仅次于将军、督抚,在布政使、按察使之上)
他是谁呢?他是杜风治“远房族侄” (同宗远亲),按宗族辈分,杜联反而比杜凤治晚一辈,只是杜联年纪比杜凤治还大十多岁。杜凤治年轻时曾在杜联门下读书,两人在北京候补期间关系很深,杜凤治日记里尊称他为“莲翁”。
说一个故事:
后来广宁“闹考”。杜凤治跟当地士绅闹翻,事情一度搞到可能影响他的乌纱帽。他赶紧把事情告诉当时的广东学政杜联。杜联不只安慰他问题不大,还亲自给署理布政使写信,帮他疏通。最后杜凤治居然没有被撤职。虽然广宁待不下去了,却在杜联的“建议”和“安排”下,被调去四会继续做知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