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线”这个叙事,我11月份在 X 和 Substack 圈里就发现了。起源是Mike Green的“140k贫困线”理论在美国刷屏。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这个叙事在国内传播并变种成了“斩杀线”,很有意思。
可惜我的AI叙事雷达(看这里)那时还没做好,不然很想看看AI有没有抓住这个叙事蔓延和变化。
01
11月底我在substack上读到了Mike Green的三篇文章:
这是三篇奇长的文章,让你感觉读到天荒地老,3篇加起来一小本书的字数都有了。
我努力用普通话总结如下:
文章歌词大意是: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经济数据很好,但日子却过得很紧巴,年薪10万美元还是穷,那不是你的错,是因为衡量贫富的尺子是哆啦A梦的自欺欺人尺。
文章有三个观点:
1. “贫困线” 其实是刻舟求剑
美国官方的贫困线是年收入3.12万美元(一家四口);只要你的收入超过3万,就不算穷人。
但这把尺子是1963年造的。当年的逻辑很简单:一家人大概三分之一的钱用来买吃的,所以只要算出最低伙食费,乘以3,就是贫困线。
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同。大家应该都见过那张著名的图——“鲍莫尔成本病”(Baumol' s Cost Disease):
食物越来越便宜,但房子、医疗、育儿的费用一骑绝尘向上走。如果你按照1963年的生活标准——也就是能在这个社会正常“参与”下去(有房住、有车开、孩子有人带、生病能看医)——重新算一笔账,现在的真实贫困线不是3万多,而是1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才刚刚够在这个社会体面地活着。
2. 你越努力就越穷
美国的福利制度设计有个巨大的bug:当你年薪4万美元时,你是官方穷人,国家给你发食品券、管医疗(Medicaid)、补贴托儿费。日子虽然紧但还有兜底。
但当你通过努力工作,年薪涨到6万、8万甚至10万美元时,灾难发生了:你的收入高了,福利没了。现在你需要自己全额昂贵的医保和房租。
结果就是: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家庭,每个月剩下的可支配现金,可能比年薪4万美元(拿福利)的家庭还要少。
这就是中国社交网络上“斩杀线”和”斩杀线专杀中产“叙事的源头:就像游戏中血量跌到某个阈值后,会被技能直接强制击杀,一刀带走;夹在中间的中产,刚好踩在福利退出、税负上升、各类刚性支出(医保房租育儿学贷)全面压上来的节点上,既失去补贴,又扛着高成本,一旦遇到失业、生病或房租上涨,就被斩杀线锁定了。
3. 你拥有的资产其实都很水
因为:
你的房子不是资产,是预付的房租:你住的房子从20万涨到80万,你富了吗?没有。因为如果你卖了它,你还得花80万买一套同样的房子住。你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购买力,你只是生活成本变高了。
你等的遗产不是财富转移:婴儿潮一代的遗产不会传给你,它们会传给养老院和医疗系统。现在美国的养老护理(失智护理、疗养院)一个月要6000到1万多美元。父母一套80万美元的房子,最后大概率会变成一张张医疗账单,被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收走。
你的阶级已经变成了种姓:以前靠努力工作能跨越阶级。现在靠的是“入场券”——常春藤的学位、核心圈子的推荐信,这些“资产”的通胀率比房子还高。所以年薪15万能让你活着,但买不起让孩子进入上层社会的门票。
02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美国”贫困线大通胀“(或者换到我们的语境下——”斩杀线大挪移“)呢?
Mike Green认为是美国历史中的三个转折点:
转折点1:60年代的工会变质垄断,导致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转折点2:70年代的反垄断大转向,大公司疯狂兼并,控制了市场,压低了工资。
转折点3(大家应该都能猜到的):中国冲击。 但文章观点并不是中国强行抢走了工作,而是美资本家的资本套利——为了赚取差迁走了美国几乎所有工厂。
但Green老师没有只管杀不管埋,他最后提出了一套非常硬核的解决方案,叫“65号规则”(Rule of 65),核心思路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打土豪分田地”:(1)给企业加税(但给投资免税);(2)大公司借钱不能再抵税,坚决打击金融空转;(3)给牛马减负: 大幅降低普通人的工资税(FICA),让大家手里的现金变多。缺的钱从哪补?让富人多交点,把富人的社保税上限打开。
中国经验绝对实用。
03
Mike Green老师的观点在美国中产群众中热烈刷屏。但是激起了精英阶层和各路经济学家的集体反抗。
他的文章中确实有很多数据上的漏洞。比如,把富人区(Essex County,全美房价前6%的富人区)的数据当做全国平均;假设所有孩子都去昂贵的托儿中心( 每年三万多美元),但实际上美国大部分家庭还是自己带娃;一些概念也有点混淆,比如把“平均支出”当成“最低生存需求”。
后来Green上了很多播客,在播客中给自己找补了一下:这14万美元指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吃不饱饭“的贫困,而是一个普通家庭不依赖政府补贴、还能存下点钱的“体面生活门槛”。
虽然Green老师的数学好像确实算错了,但批评的人也没赢,因为不管贫困线到底是多少,大家的“贫困体感”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斩杀感“越来越真实——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为什么?我觉得真正的原因还是“鲍默尔病”。
“鲍默尔成本病”由经济学家威廉·鲍默尔在1965年提出,试图描述一个经济现象:
有些行业(比如制造业)靠机器和技术,效率越来越高,单位成本越做越低;但有些行业(比如教育、医疗)主要靠人,效率很难大幅提高——一节课还是要一小时,一个医生看一个病人也需要时间,不可能像工厂一样成倍提速。
那么问题来了:整个社会的工资会跟着那些效率高的行业一起上涨。为了不让老师和医生跳槽到高薪行业,学校、医院也得跟着涨工资。可它们的效率没怎么提升,工资却涨了,结果就是成本越来越高、价格也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能用机器提速的行业把工资整体抬高了,不能提速的行业为了留人也得涨薪,但效率没变,所以变贵了。这就是“鲍默尔成本病”。
这就是为什么文章开头的那张图上:代表电视、手机、玩具这些工业品的线条一路向下,价格越来越便宜;而代表教育、医疗、托儿费用的线条却一路飙升。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现实:
凡是能被机器和自动化替代的领域,效率只会越来越高。比如手机,虽然价格看起来没怎么降,但性能和几年前天壤之别,算力、存储都翻了好几倍,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带来的“隐形降价”。更不用提中国制造了,光伏,EV和锂电池,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成本直接打到地板价。
但问题出在那些“机器替不了人”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带我的保姆阿姨一个人能看四个娃,到今天,她最多还是看四个,甚至因为现在的家长要求高,她能看的孩子反而更少了。这就意味着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几十年都没变过,甚至还倒退了。
可是,服务业(特指美国)为了不让保姆、护士都跑去送外卖或者进工厂,必须得给他们涨工资,得跟上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咖啡店里的咖啡,豆子并不值钱,但你付的那些贵得要死的价格,大部分都是在为店员的人工、房租和水电买单。效率没涨,工资却得涨,那成本只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注意这里特指美国)
所以被“斩杀线”的美国中产家庭并不是穷到吃不起饭,他们有车、有iPhone、有各种视频会员,但在面对买房、看病、带娃这些“服务型支出”时,钱包却瞬间被掏空。所以,不是美国人民真的变穷了,而是美国人民的钱在那些“效率低但死贵”的服务面前,变得越来越不经花了。
写到这里,我知道大家一直想问:那中国有没有斩杀线?中国的斩杀线斩中产吗? 中国的贫困线是不是也变高了?
答案大概率是no。
所以我们“斩杀线”可能不会出现。 这件事情,我和刘院长在《墙裂坛》“当中国变成工业克苏鲁,贸易还剩下什么?生产率更高,为什么工资更低?”这期播客中有聊到过。
中国的情况,咱们中国人应该都知道:中国社会对服务价格更敏感,对于”非生产工具“型的东西,一般不愿意掏钱,尤其是服务。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支出结构里,某些服务支出在中国被长期压得很低,甚至“这块工资是可以不付的”。当服务被低估、福利阶段不同,工资体系自然会呈现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结构形态。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再怎么也能“活着”。 因为生活成本可以压到极低。
所以,中国也许没有“斩杀线”,但不代表不会有一个隐形阈值,比如, 服务者的尊严可以被压到多低?强度可以上到多高?
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