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正步入新一轮产业调整的关键期。
8月19日,宇树科技将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A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首个“六小龙”企业实现上市,被认为是杭州走出“电商时代”的又一里程碑。
而几天前,杭州进一步深耕服务业“老本行”——在高规格举行的全市服务业大会上提出一个明确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60%。
一边是制造、一边是服务,牵扯出了杭州一直被讨论的制造业“偏科”问题。
近年来,杭州不断加码制造,提出“再造一个杭州工业”;但从数据上看,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去年占GDP比重仅为20.1%。
硬币的另一面是服务业的不断增长。今年上半年,杭州服务业增加值达9045亿元,同比增长5.4%,为两年来最高增速;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75%,达到75.3%,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
这种“一升一降”,让一个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服务业越往上走,制造业的“地基”是否会越单薄?在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要求下,对于期望押注下一个“小龙”的城市而言,杭州能提供何种参照?
“25%”
25%,一度被视为城市制造业占比的一根“红线”。
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在2023年出台的《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曾明确划下红线:到2025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5%以上。这也是上海时隔七年之后,再次强调这一目标。
权威印证来自世界银行研究团队的一份报告: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制造业占比应在25%到30%之间。与此相一致的是,不少城市也划定自身“红线”,如工业大市深圳,尽管制造业占比仍明显高于30%,仍然较为超前地为全市划定了工业用地占比不低于30%的红线。
虽然杭州当时并未明确此种红线,但在全国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整体要求下,杭州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亦作出同样部署,并提出深入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新工厂计划”。
不过,这并未能阻止不少城市服务业占比的一路上升。数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城市的制造“红线”出现松动。
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由于大部分城市未公布制造业具体数据,若仅参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万亿城市中共有4座超过75%。特别是上海,该指标高达79.4%,与2023年相比增长了4.2个百分点,仅次于北京。
杭州也是其中之一。
被当地媒体反复提及的一组数据是,2023年,杭州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70%后一路上升,3年内提高5个百分点,到今年上半年进一步突破75%,且与广州的差距缩小至0.3个百分点。
事实上,杭州并未放松对制造业的加码。过去几年内,杭州在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下,一面重塑产业地理、打造城东智造大走廊,与城西科创大走廊“两廊”联动互促,一面再造产业架构、构建“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意在打破制造业在总量、增速、投资、产业层次、企业吸附能力等方面的“明显不足”。
但与此同时,服务业仍被杭州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仅从政策层面来看,自2022年开始,杭州连续三年围绕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召开高规格会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服务业能级跃升。
在今年举行的服务业大会上,杭州市委书记刘非进一步指出,服务业是杭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产业”,事关产业发展、经济循环、民生就业,要“把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不断抓出新成效,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双70%”
为何在稳住工业比重的要求下,杭州依然持续推动服务业占比增加?一个原因是,杭州很早就曾经历过制造业和服务业之辩。
一种共识是,2000年是杭州新时期推动“工业兴市”战略的起点。随后,杭州工业总产值几乎以每年迈过一个千亿台阶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8000亿元。
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杭州发展的转折点。此后多年间,杭州GDP增幅一度退至副省级城市的末尾,土地资源缺乏、生产要素价格高企等问题,让制造业难以维持固有发展模式。也是在2008年,杭州正式提出“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后一年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成为杭州发展服务业的新起点。
向服务业转型的抓手,正是后来杭州引以为傲的电子信息产业。如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刘亭曾指出,由“工业兴市”战略到信息经济“一号工程”,杭州经济由工业化引领向信息化引领、由工业经济主导向信息经济主导的战略跨越,成为杭州新经济领先发展的重大背景。
而到现在,十余年服务业的积累,反过来又成为杭州推进制造的关键。
去年,杭州“六小龙”出圈,被视为杭州从“电商时代”走向“AI时代”的里程碑标志。但如果细看“六小龙”,剥开“硬核制造”的外壳,正是杭州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服务业内核支撑。
其中,早一步“出圈”的游戏科学和深度求索,背后是杭州软件信息服务业的优势——2025年,仅规上信息服务业一项营收就突破1.3万亿元;即便更专注于硬件开发的宇树科技,过去一年来在全国多座城市“攻城略地”,接入重庆等制造大市的产业链,但作为研发中心的杭州,重点仍是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实融合等方面的优势。
如杭州市投促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指出,这事实上是把杭州的创新基因注入全国产业链、创新链,这样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家战略力量’几个字”。而要达成此种目标,杭州服务就不能只是生活性服务业的“人间烟火”,更重要的是充当制造业“加速器”的生产性服务业。
细看“杭州服务”的构成,关键词也正落在“生产性服务业”上——杭州本地媒体反复引用的一组数据是,早在2024年,杭州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之比达63.2%,超过上海、仅次于北京。
在去年杭州服务业5.3%的增速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连续11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年增长13.4%。
对比国际上常用来观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两个70%”指标,杭州服务业占比已“过线”,接下来要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值。
“偏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杭州来说,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是否需要维持制造业占比不变?
去年,杭州一场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会议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提出一个“苹果之问”:
苹果不盖厂房、没有生产线、不搞制造,为什么却拿走产品绝大部分利润?原因在于其牢牢掌握生产性服务各个环节,包括研究开发、物流配送、市场准入、检验检测、数字化赋能、金融清算、销售及售后服务等,这些是产业链的基础、产业链核心价值的赋予者。
换言之,制造业要提高附加值,必须向研发设计、工业软件、供应链管理、品牌服务、金融服务等环节延伸。也正是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最终决定了制造业利润多少和产业附加值高低,决定现代制造的含金量。
更进一步,有业内人士将杭州“六小龙”的发展路径总结为一种具有杭州特色的“以软带硬”发展模式。相较于北上深在算力基建、人才密度上的长板,杭州人工智能产业基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优势,有望走通一条以应用促创新、以生态聚资源的特色道路。
仅从数字的增减上,很难完整反映一地制造业发展的成色。
刘亭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前些年杭州经济增速一度在省内垫底,当地急了,想着要不要把重化工业再请回来、把制造业占比拉上去。争论过后,是清醒的判断:杭州问题的根源,不在工业不够多,而在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强。为了看得见的数字,牺牲了看不见的竞争力,不划算。
一个原因是,不同于“显性”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带动的制造增长相对“隐形”,不少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据媒体报道,为了让这部分制造数据显形,江苏改变了对制造业的考核方式,不孤立地考核二产占比,而是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在一起看占GDP的比重,“前者是‘骨架’,后者是‘筋肉’,单独看哪一个都会失真”。
从全国层面上看,政策也在发生变化。
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提法被替换为“合理比重”。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荣美等人曾撰文指出,这意味着“在充分考虑内外部各种风险冲击、兼顾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等问题后,允许制造业比重在一定的合理区间波动”,“不仅追求制造业规模扩张,更要着力实现质量的系统性提升”。
新一轮调整下,应如何重新审视杭州服务业“偏科”的判断?杭州制造业的“合理比重”究竟在哪?杭州已经做出了判断。按照《杭州市制造业加快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到2027年,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达53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2%以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作者:杨弃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