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个人的生死经验,与国家制度的兴衰隐喻交织在一起,政治叙事便不再只是抽象的制度讨论,而成为一种深切的情感体认。本文以父亲离世与孩子出生为引子,将「死亡是一个过程」这一私人领悟,延展至对美国共和体制现状的反思。在作者看来,当下围绕人工智能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度长期松动、权力结构失衡的一个侧影。
文章聚焦于 Anthropic 与美国国防体系之间的争议,从合同条款、政策边界到「供应链风险」的威胁,所讨论的早已不只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前沿人工智能时代,控制权应归于谁?是私人企业,是行政权力,还是某种尚未成熟的公共机制?当国家安全成为权力扩张的理由,当政策手段日益依赖临时性与强制性安排,共和体制的规则感与可预期性是否正在减弱?
技术跃迁与制度变化可能同时发生,而两者的交汇,往往影响一个时代的走向。作者既对政府的做法提出质疑,也对未来制度的重建保留希望,同时提醒读者,不要将「民主控制」简单等同于「政府控制」。在人工智能快速演进、治理模式持续重塑的背景下,这场争论或许只是序幕。如何在安全、效率与自由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将成为未来长期面对的重要议题。
以下为原文:
十多年前,我坐在父亲身旁,看着他离世。六个月前,他还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比今天的我还强壮,骑车时比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更快、更有韧性。后来有一天,他做了心脏手术,从此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他的灵魂仿佛被抽走,眼中的光消失了。偶尔他也会恢复一点神采,那个熟悉的父亲仿佛短暂回到他逐渐衰老的身体里,但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他的思维变得断续,声音也越来越轻。
那六个月里,他反复进出医院。最后一天,他转入临终关怀。那天他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几乎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躺在病床上,呼吸渐渐放慢,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几乎听不见了,只剩下一种令人不安的「临终喉音」——那是身体已经无法吞咽的结果。一个无法吞咽的身体,也无法再进食或喝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放弃了挣扎。
母亲和我彼此对视,我们心里都明白,却没有说出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没有问出彼此心中的问题。我们知道时间所剩无几。此时再说什么、问什么,都不会带来有用的信息;追问只会徒增痛苦。
我曾不止一次私下和他交谈。我握着他的手,试图向他道别。母亲回到房间,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最终,一台机器发出一声长鸣,宣告他跨过了某条界线——那是一条对房间里的人来说看不见的界线。2014 年 12 月 26 日下午晚些时候,父亲去世了。
几天后,又过了十一年,2025 年 12 月 30 日,我的儿子出生了。我亲眼见过死亡的发生,也亲眼见过生命的诞生。我学到的是:两者都不是一个瞬间的事件,而是一段展开的过程。出生是一连串的苏醒,死亡是一连串的沉睡。我的儿子需要几年时间才真正「出生」,而我的父亲用了六个月才真正「离开」。有些人甚至要用几十年去慢慢死去。
在我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具体是什么时候我说不清,我们所熟悉的美利坚共和国开始走向衰亡。就像大多数自然死亡一样,它的成因复杂而交织。没有任何一次事件、危机、攻击、总统、政党、法律、理念、个人、企业、技术、失误、背叛、失败、误判或外国对手「单独」导致了死亡的开始,尽管所有这些都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不知道我们走到了这个过程的哪个阶段,但我知道我们已经在「临终关怀室」里了。我早就知道这一点,只是有时也会像所有哀悼者一样自我否认。我不愿多谈,因为谈起它往往只会带来痛苦。
然而,若不承认我们正坐在病榻旁,我今天便无法以你们期待的分析严谨性完成写作。要诚实地讨论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我们应当构建怎样的未来,就不能回避我们所熟知的共和国正处于弥留之际这一事实。只是,这里没有一台机器会为我们发出最后的长鸣。我们只能静静看着。
在美国历史上,我们的共和国曾多次「死亡」又「重生」。美国经历过不止一次「建国」。也许我们正站在另一场重生的门槛上,翻开国家不断自我重塑的新篇章。我希望如此。但也可能我们已无足够的德性与智慧去支撑新的创立,而更现实的理解,是我们正缓慢过渡到一个「后共和国」式的美国治国时代。我并不自称知道答案。
接下来我要写的,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一场交锋。我不想对此夸张。我要描述的那种「死亡」,已经持续了我大半生。我要写的事件发生在上周,甚至可能在几天内就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
我并不是说这起事件「导致」了共和国的死亡,也不是说它「开启了新时代」。如果它有什么意义,不过是让那种正在发生的衰亡对我个人而言更加明显、更难否认。我把上周的事件视为旧共和国的一声「临终喉音」,是一具已放弃挣扎的身体向外发出的声音。
据我所知,事情是这样的:在拜登政府时期,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国防部(现称「战争部」,以下简称 DoW)达成协议,允许其人工智能系统 Claude 在涉密环境中使用。该协议在 2025 年 7 月由特朗普政府扩大(完整披露:当时我在特朗普政府任职,但未参与此项交易)。其他语言模型可用于非涉密场景,但直到最近,涉密工作,即涉及情报收集、实战行动等,只能使用 Claude。
最初由拜登团队与 Anthropic 谈成的协议,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 AI 政策的几位核心设计者在任期结束后立即加入了 Anthropic,包含两项使用限制。第一,Claude 不得用于针对美国人的大规模监控。第二,不得用于控制致命自主武器,即能够在整个识别、跟踪与杀伤过程中完全无需人类参与的武器。特朗普政府在扩大协议时有机会审查这些条款,并最终接受了它们。
特朗普官员称,他们改变主意并非因为急于进行大规模监控或部署致命自主武器,而是反对私人企业对军方技术使用设置限制这一理念。政府的态度转变,促使其采取政策手段,意图损害甚至摧毁 Anthropic——这家或许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也被认为是当前全球 AI 领域的领先者,而政府口口声声称 AI 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但我们稍后再谈这一点。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私人企业为军方技术使用设置限制,听上去确实有些不对。然而事实上,成千上万的私人公司正是这样做的。军方与私企之间的每一项技术交易都以合同形式存在(因此才称为「国防承包商」),而合同中通常包含操作限制(例如「系统 X 不得用于 Y 国家」,类似于马斯克的 Starlink 常见的条款)、技术限制(例如「某战机仅在特定条件下认证使用」)、以及知识产权限制(「承包商拥有并可再利用相关技术知识产权」)。
在某些方面,Anthropic 的条款类似于这些传统限制。例如,该公司并非反对致命自主武器本身,而是认为现有前沿 AI 系统尚不足以自主决定人类生死。这与「战机认证限制」颇为相似。
但关键差异在于,Anthropic 通过合同形式施加的限制,更像是政策性限制而非技术性限制。比如,「该战机未认证飞至某高度」与「你不得飞至某高度」之间的区别。军方或许本不应接受此类条款,私企或许也不应设定。但拜登政府接受了,特朗普政府最初也接受了,直到后来反悔。
这一点本身就说明:此类条款并非荒谬的违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合同只能有技术限制而不能有政策限制。合同不违法,也许只是事后看来不够明智。即便你支持反对大规模监控与致命自主武器的立场,也可能认为国防合同不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最佳工具。在共和国的常规规则下,实现新政策的方式是通过立法。
然而,「通过立法」在当代美国越来越像一句玩笑。如果你真心希望达成某个结果,立法已不是优先路径。治理越来越非正式、临时性增强,行政权力膨胀,政策工具与其目标日益不匹配。
特朗普政府称其改变主意有两点担忧:其一,Anthropic 可能在关键时刻撤回服务;其二,作为分包商,Anthropic 的条款可能约束其他军方承包商。再加上政府将 Anthropic 视为政治对手(他们可能判断正确),军方突然意识到自己依赖一家不信任的公司。
理性的做法,本应是取消合同并公开说明理由,同时通过监管条款避免未来类似情况。但战争部却坚持合同必须允许「所有合法用途」,并威胁将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这一 designation 通常仅针对受外国对手控制的企业,如华为。战争部长更进一步,扬言阻止所有军方承包商与 Anthropic 有「任何商业关系」。
这几乎等同于宣告对一家公司「企业谋杀」。哪怕子弹未必致命,也足以传递信号:按我们的条件做生意,否则你的生意终结。
这触及美国共和国的核心原则:私有财产。若军方对谷歌说「出售全球个性化搜索数据,否则列为风险」,在原则上与当前行为无异。所谓私有财产,不过是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可被征用的资源。
此举将提高整个 AI 行业的资本成本,削弱美国 AI 的国际可信度,甚至可能使 AI 行业本身的盈利前景受损。
随着每一届总统更替,美国的政策制定愈发不可预测、粗暴与任意。秩序自由究竟何时蒸发,难以判断。
即便战争部长收回威胁,损害已然造成。政府已经表明:只要你拒绝屈从,就可能被视为敌人。这对美国政治文化构成更深层的侵蚀。
更重要的是,这是首次真正围绕「前沿 AI 控制权应归何处」展开的公开争论。我们的公共机构表现失序、恶意且缺乏战略清晰度。政治精英的失败并非新鲜事,而是二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主题:「与过去一样,但明显更糟。」
也许下一阶段的重建将与先进 AI 紧密相连。在未来的制度构建中,请不要将「民主控制」等同于「政府控制」。两者之间的差距,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
无论未来如何,我们必须确保大规模监控与自主武器不能侵蚀自由。我赞赏 AI 实验室守住红线。未来几十年,我们的自由可能比想象中更脆弱。
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愿意为之抗争或捍卫的未来。在做出选择时,请忽略那阵「临终喉音」的喧嚣,保持独立思考。你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构建时代。
但在那之前,请花一点时间,为那个曾经的共和国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