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polarthedegen
编译:AididiaoJP,Foresight News
原标题:金融化和赌博化为何难以区分?
高度金融化与市场
高度金融化是金融化进程的极端阶段,金融化本身指金融市场在经济中占据主导的过程。在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里,投机交易等金融活动掩盖了那些对社会贡献更大的生产性服务。与此同时,家庭财富与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与资产价格挂钩。简言之,财富不再与辛勤劳动直接相关,也与生产资料脱节。
于是更多资本流向投机活动,正如凯恩斯所言:
「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发展沦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这项工作很可能会搞砸。」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理解市场很重要。我们生活在(大多数是)自由市场经济中:自愿的买家和卖家在此相遇,价格不断更新以反映新信息,理论上,赢家交易者不断取代输家交易者。他们的决策决定了市场中的稀缺资源如何分配,从而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理论上市场本质是精英制的,这很合理。既然交易者决定稀缺资源的去向,我们自然希望他们擅长配置资本。
因此,在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体系中,优秀的交易者会将资本引向社会期望的方向,并获得更多资本作为回报;而不善配置的人则会被削减资本。资本自然流向配置能力最强的人,而这一切都伴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创造的实际产出同时发生。
但如今市场已不再完全实现这一点。交易曾是排他的游戏,19 世纪到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富有人脉的人才能参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场所交易,仅限于持牌经纪人和会员,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市场。此外由于市场数据难以获取,信息高度不对称。
数字化改变了这一切。随着电话和新技术的普及,新兴应用程序开始让投资走向大众,发展至今,已有像 Robinhood 这样的应用,提供零佣金交易,并让人接触期权、预测市场和加密货币。这一发展虽然让投资变得更普及、更公平,却也使市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超级赌博 ⬄ 高度金融化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快速数字化,使金融投机即「超级赌博」不仅变得前所未有的超低门槛,参与人数也创下新高。
0 日到期期权交易量:可作为散户赌博行为的参考指标
有人可能会问,如今这种高度金融化的程度是不是坏事?我几乎可以肯定:是的。在高度金融化下,市场偏离了「资本称重机」的本职,仅仅成了赚钱的工具。但我更想探讨的是因果关系:我们生活在金融化与赌博都很显著的社会却难以分清谁是因、谁是果。
Jez 将超级赌博描述为「实际回报被压缩,风险上升作为补偿」的过程。我认为超级赌博是对高度金融化的两种自然反应之一。但与另一种反应,千禧一代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倾向不同,超级赌博会催化高度金融化,而高度金融化反过来又推高超级赌博的水平,形成一种近乎「衔尾蛇」的循环。
高度金融化是一种结构转变,社会越来越依赖市场;超级赌博则是一种行为反应,回应的是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脱钩。超级赌博本身不是新现象。1999 年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家庭收入低于 1 万美元的人,会将年收入的 3% 用于购买彩票,动机被认为是希望「纠正」自己相对于同龄人的低收入地位。但近年来,随着社会日益金融化(以及数字化),赌博的风气日益盛行。
社会主义作为回应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我所提到的、对高度金融化的两种自然反应中的第一种:
借助社交媒体和数字化,金融化已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围绕市场转,而市场如今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资本配置责任。结果就是年轻人几乎无法踏上购房通道。房产拥有者的中位年龄已创下 56 岁的纪录,首次购房者的中位年龄也达到 39 岁,同样是历史新高。
资产价格与实际工资脱钩,部分原因是通胀,让年轻人几乎无法积累资本。彼得·蒂尔曾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
「如果一个人学生债务过重,或住房太贵,他将长期处于资本为负的状态,很难开始通过房地产积累资本。如果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毫无筹码,就很可能会反对它。」
资产通胀和高房价降低了人们感受到的社会流动性。这种「社会契约已破裂」的感受,在《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项民调中可见一斑:只有 31% 的受访者仍相信「美国梦」,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此外多数美国人认为金融化趋势将持续到 2050 年,且贫富差距只会继续拉大。
这种悲观情绪强化了一个观念:资产价格上涨会让没有资本的人掉队,而辛勤工作无法改变这一点。当人们不再相信努力能改善生活,也就没动力在一个他们认为「被操纵」、偏向资产阶级的体系中拼命工作。这累积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的兴起,这是对当今世界日益金融化的结构性回应,人们希望通过更公平的资产分配,重新建立努力与回报的联系。
社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回应,旨在弥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鸿沟。然而截至 2024 年 5 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只有 22%,于是另一种自然反应出现了:越来越多人不再指望社会主义来缩小差距,而是试图通过(超级)赌博跻身上层阶级。
循环
如前所述,梦想靠赌博翻身并非新鲜事。
但随着互联网的进步,赌博的机制已彻底改变。如今几乎任何年龄的任何人,都能参与赌博。曾经被社会排斥的行为,因社交媒体的美化与门槛降低,已深深嵌入社会结构。
如前所述赌博的兴起是互联网普及的结果。今天人们不必去实体赌场,赌博无处不在。谁都可以开一个 Robinhood 账户交易 0 日到期期权,加密货币同样触手可及,在线赌场收入更是达到历史高点。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
「今天的赌徒不只是牌桌边的退休老人,更是智能手机上的年轻男性。多亏在线博彩业一连串准合法的创新,美国人如今几乎可以通过投资账户押注任何事。」
最近,谷歌与 Polymarket 合作,在搜索结果中显示投注赔率。《华尔街日报》写道:「押注足球和选举,正变得像看球和投票一样融入生活。」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象,但我认为其主要驱动力仍是高度金融化,甚至社交赌博,也是市场日益深入我们生活的结果。
随着家庭财富日益绑定资产价格,而工资增长滞后,努力工作的上升通道似乎越来越窄。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无法提升生活水平,为何还要努力工作?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当家庭感觉买房无望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消费、减少工作投入,并选择更高风险的投资。低财富的租房者也是如此。这些行为在生命周期中不断累积,进一步拉大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财富差距。
此时,幸存者偏差开始发挥作用。社交媒体上一夜暴富的故事、Instagram 上的炫耀性消费、日内交易者鼓吹「辞掉工作」的承诺共同助长了一种普遍的投机心态。韩国就是个典型例子:社会流动性感知低、收入不平等加剧、房价高企,普通韩国人赌博倾向上升。英国《金融时报》称:「投机性散户已成为主力军,占韩国 2 万亿美元股市日成交额的一半以上。」他们自称「三抛世代」:因青年失业率高、工作不稳定、工资停滞、生活成本高、家庭债务重、教育及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放弃恋爱、结婚、生育。
这种现象不限于韩国,日本的「悟道世代」和中国的「躺平一代」也与之相似。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8 至 49 岁男性中一半拥有体育博彩账户,42% 的美国人和 46% 的 Z 世代同意这句话:「无论我多努力,都永远买不起真正心仪的房子。」既然几分钟的赌注可能赚到一周、一月甚至一年的薪水,何必为了最低工资做讨厌的工作?正如 Thiccy 犀利指出:
「技术让投机毫不费力,社交媒体则传播每一个一夜暴富的故事,引诱大众像飞蛾扑火般陷入这场必输的赌局。」
这背后的多巴胺效应不容小视。长远看,这些赌徒会输钱,可一旦体验过轻松赚钱,他们又如何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人们总会想:再试一次就好,只要最后一次走运,就能收手、辞职。
「你只需要一美元和一个梦想。」 ——纽约州彩票的经典口号
于是衔尾蛇开始循环:高度金融化引发对体系的虚无感,导致赌博增加,而这反过来又加剧金融化。更多幸存者偏差故事在媒体传播,更多人开始赌博并亏钱,资源从生产性行为中被错配。市场不再支持造福社会的公司,而是流向助长赌博的企业。一个鲜明的例子是:HOOD(Robinhood)股价年内上涨 184%,而普通散户平均每笔交易的研究时间仅约 6 分钟,且多在交易前仓促进行。
但我并不认为这纯粹是市场失灵。市场只是人性的延伸,而人性充满缺陷与自私。因此市场选择最有利可图而非对社会最有益的结果,即便长远对人类整体不利,也不应完全归咎于市场失灵,市场不是道德裁判。
尽管如此,整个行业建立在骗取人们钱财的基础上,仍令人悲哀。不过正如米莱所说:「如果你去赌场输了钱,能抱怨什么?你明知赌场的性质。」或者更直白点:赌场里没有眼泪。我确实认为高度金融化扭曲了市场。市场虽不完美,但金融化让其越来越像赌场。当净负面结果也能盈利时,问题显然已超越市场本身。
无论道德与否,这都加速了高度金融化。股价进一步上涨,失业率上升,逃避主义盛行,抖音、Instagram 短视频、元宇宙......问题在于,赌博是零和游戏(严格说,因手续费是负和)。即便从简单的零和角度看,它也不创造新财富,不带来社会效益,只是将钱重新分配。越来越少资本流向创新、发展与正和成果。埃隆·马斯克曾说:「文明的意义在于创造远多于消耗。」但在高度金融化的社会,这难以实现,因为我们还须面对金融化的另一后果:逃避主义。
中产与上层阶级在休闲活动上的差距从未如此之小,因为人类将越来越多时间花在线上。这一点加上社会流动性下降,不仅削弱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也降低创造美好新事物的意愿。
我想说的是:在高度金融化的社会里,一个人就无法创造多于消耗,社会也就难以实现正和。
最后,我用这段对技术资本主义高度金融化社会的描述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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