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 就治理 Token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与 twitter 网友展开了讨论。他认为治理权作为 Token 价值的体现是病态的，在讨论中甚至直言治理 Token 只不过是一种“memecoin”。当前市场上存在着一些具有高利润得项目如 UNI、ENS 等，但鉴于监管等原因不将利润分配给持有者，许多团队不愿意触碰法律边界，便采取了治理 Token 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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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密货币领域，许多带有治理功能的 Token 大多数仍会出现集权的现象。首先可以体现在团队的集权，如 Compound COMP 将大约 46% 分发给股东、创始人和 Compound 团队，团队持有 Token 权重过大造成了用户特别是散户投票的无关紧要。虽然许多项目团队通过流动性挖矿等激励手段，奖励用户一定的治理 Token 以间接地将治理权下放，但不可否认许多 Token 仍集中在团队手中。其次，正如 Vitalik 所说，“支付 500 美元以获得 0.0001% 的机会来影响某些投票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好的交易。唯一认为这是一笔好交易的人是千万富翁和对冲基金”。“鲸鱼”也是治理 Token 集权的主体之一，拥有巨额财富的他们拥有足够的购买力获取话语权，更多的资本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在参与事务决策时候更有决定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Binance 成为 Uniswap 最大委托地址”这样的新闻，CEX 挪用用户具有治理权的 Token 去参与去中心项目投票，影响决策结果的可能性。由于中心化交易所的巨大用户市场份额，加上 FTX 的前车之鉴，CEX 作恶参与去中心化项目治理的风险未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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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Token 集权的途径多种多样，而作为 Token 唯一的功能，普通用户都难以掌握话语权，不仅违背了去中心化精神也让小额持有者缺乏动力参与治理。人们在购买治理 Token 时候，产生社会渴望——希望成为有意义、令人愉快的事务决策的一员，并能够对此产生影响。投票的问题在于找到一种方法来倾听整个社区的声音，而不仅仅是 Token 富有者，当大多数 Token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普通人对此没有动力或者没有能力去行使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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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Token 作为“能够买到的选票”，使项目投票治理更容易被贿赂攻击。在资本泛滥的加密货币市场显得很简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Curve “行贿”事件，因为 Curve 平台每个矿池的流动性激励，将会由其 veCRV 投票权决定，而 veCRV 的多少取决于持有者手里的 CRV 的数量，越多 veCRV 持有者为其投票，它的流动性激励就会越高。为提高自己的 APY，不同矿池通过购买“贿赂”别人来帮自己投票，使用 CRV 的投票权，也造成了著名的治理权之争 Curve war。贿赂攻击在合理的机制下会对项目本身有帮助，但需要认识到贿赂攻击或者像 Curve war 贿赂竞争只是手握大量权限精英的获利行为，对于本来已经影响甚微的小额持有者只是进一步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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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治理 Token 的价值捕获一直为人诟病，其价格部分来自用户对未来有一天可能能够将它们变成证券的预期，但在现有法律法规条件下，维持原状在长期来看概率更大。在功能单一条件下，其还存在未来稀释治理权的可能性；从实用性说，在治理 Token 和有实际赋能的 Token 选择中，投资者更应参与一个愿意给他们实际价值的 web3 项目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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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Vitalik 不反对 Token 的治理功能，而是指责治理 Token 的功能单一，认为 Token 的治理权不能作为其主要的估值叙述。早在 2021 年，他就发表《Token 投票不应是治理权力下放的唯一合法形式》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去中心化治理是必要的，肯定了去中心化治理为协议维护和升级、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等仍然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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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的治理权集中一定程度上说是项目 Token 设计对人性博弈的失败。有限治理或成为解决方向之一，例如实行将投票决策事项减少、设置治理权限参数选择上限、添加时间延迟（T+X模式）措施，有限治理垄断行为止于繁琐的流程、权限的稀缺。而治理 Token 的投机行为也是困境之一，表面上看，治理是持有者购买的动机，实际上持有者只是投机获取利润价差，大多数治理 Token 持有者对参与事务决策的冷漠，看不到自己治理权利的价值，治理参与度低，导致一定的治理权的浪费。针对只有 Token 持有者能参与治理的问题，Vitalik 提出了非 Token 驱动的治理方案，一是可以通过以 Proof Of Humanity 和 Bright ID 为代表的人格证明系统即验证帐户是对应于唯一个人的系统，确认该用户是真人，分配该用户一票治理权；二是使用参与证明系统，让系统证明某个帐户对应于参加过某个活动、通过了一些教育培训或在生态系统中进行了一些有用工作的人，其中以 POAP 为代表，从而增加真正为社区行动用户回报的治理权。非 Token 形式决定治理权限一方面亦可以限制纯 Token 形式决定参与权的垄断，另一方面也鼓励社区参与者真正地为项目工作，而非只是购买 Token 进行投机。非 Token 驱动的治理在机制上避免了过分利益化，Vitalik 认为这非 Token 驱动的治理实行某种形式的反勾结，确保非货币资源的投票权仍然是非金融资源，而不是将其治理权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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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解决贿选问题，一些 DAO 尝试使用时间锁定技术(timelock techniques)，要求用户锁定其 Token，并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转移 Token 用以投票。该技术可以在短期内限制贿选，时间锁定机制就像电子报刊网站上的一道付费墙，使贿选的门槛提高。还有一些社区尝试直接拒绝交易所投票权，因为 CEX 会实行 Token 利益共享权和治理权分离开来的中心化机制，让权利分拆。而用户将他们的 Token 存入中心化交易所时，交易所完全保管这些代币，并且交易所有能力使用这些代币进行投票。但 Vitalik 认为目前无论哪种贿选解决方案只是权宜方法，当前区块链和 DAO 到现在避免这些严重的贿选攻击还是更多依赖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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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这些措施大多只能算缓兵之计，治理 Token 的重要问题是其功能单一，解决还需要拓展其基本功能，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