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停在京都的马路边。司机身着黑色西装，向我挥手致意。我赶忙把手从风衣袋子里抽出来回应司机。
日本是一个重视规矩的国家。大家太讲究规则了，反而让人有些窒息。像此刻我站在红绿灯前，大手一挥，略微焦躁的等车，甚至是有些“迷惑”众人的行为。望着街上步履稍带点匆忙的行人，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合时宜。你希望一切赶快过去。
走在日本的街道上，感觉像是一潭死水。青春与活力已被埋葬。一切都起不了波澜。
我见到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笔挺的西装掩盖不了肉体的苍老。斑白的两鬓、满脸的皱褶，和所剩无几的头发，都在诉说着衰老的事实。武士道的盔甲下，是一具具白色的骷髅在强忍倦意，支撑着所剩无几的体面。
我的行李重。自从我看到一位司机爷爷在提了我的行李后满脸通红，我就有些后怕，万一脑溢血晕过去怎么办。这之后车到目的地了我自觉把行李从后备箱提出来。
当司机爷爷得知我来自中国上海后，我们开始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闲聊。我还是说着怪怪的洋泾浜。在异乡听到家乡方言是一种宽慰，像是在冰天雪地里有人递过来一杯滚烫的热水。亲切感从皮肤和血液里溢出来。
老爷爷说他以前住在万航渡路，静安寺附近。我说那咱们真巧，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也住在那儿。不远的岚山环绕着我们，透过车窗我望着山峦叠翠，脑海里想起有个旅游博主介绍静安寺的说辞：
在上海最繁华的商圈坐落着一座寺庙。庙里的僧人忍受着喧嚣与寂寞参透佛法。如同青花瓷歌词里描绘的意境：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久光百货门前的那根金色狮柱在我面前浮现。
九十年代初兴起过一股出国打工潮。那时电视台正在热播姜文王姬的《北京人在纽约》，他的朋友们看完后热血沸腾，毅然出国决心干一番事业。老爷爷亦是浩壮队伍里的一员。
那个时间点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在一段时间里没有跟上国际标准，出国打工确实是门好生意。几年的时间，大家手里都能攒上个小五万十万的钱。那会万元户在中国已经算有钱人。
我们聊到痰盂罐。从前人们住在老公房里。厨房间是几家人共用的。屎尿屁要用痰盂罐。每天早上，出门打开地上的阴井盖，把屎和尿倒进去。
在国外打工了三四年后，老爷爷在日本组建了家庭，就这么在日本扎下了，一扎就是三十多年。
“我的好多朋友后来都发达了。”他的一些朋友，则在当时选择了回国。回国后，一家老小挤在一间老破小里，日常生活的矛盾少不了，再加上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种种原因促使了他的朋友们买了商品房。适逢迎来国内房屋商品化改革。中国房价十年来的一路飙升自此开始。
“所以你的朋友们当时买房子，也不是眼光有多好，只是到了不买不行只能咬紧牙关买了的地步。”我想起前辈和我调侃过：当一个人在你面前夸夸其谈他投资的成功是因为自身超前的认知时，你可以一律视之为骗子。
“买了第一套房子后，价格很快涨了三五倍。尝到甜头了，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出来继续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子。”那时还没有房屋限购政策。买房子的好时光。如果有上帝视角的话，这样的对话铁定是发生在两个亚洲人之间的，确切的说是中国人。我们讲究成家，立业与功成名就。
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之际，日本开始失落的十年。亚洲四小龙衰退的同时，是新兴大国崛起的伊始。经历了三十多年奇迹般的高速发展。然而近十年，所有的一切又已物是人非。
我没有问打工的细节。甜蜜蜜这些电影里有，在肯德基里做收银员，在中国餐馆的后厨里刷盘子。在各个地方打零工。以及在昏暗的宿舍里两个远在他乡的年轻人相互取暖的情节。
今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新年，抖音这些短视频平台放着甜蜜蜜里的新年祝福片段：新年进步，恭喜发财，一帆风顺，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龙马精神，如意吉祥，大吉大利，友谊万岁。黎明和张曼玉俊俏的容颜令人心醉。他们最美好的年月停格在影像中。
“过年不回家，你家里人不会讲你吗。” 我和老爷爷说我是出来避避风头的，国内的疫情管控实在令人无法忍受。这海外一漂，也漂泊了将近三个月了。而我的记忆仍旧停留在上海的11月末。
除此之外我没有再说什么。关于旧时光的碎片，模糊的游走在一些轻描淡写的话里。我明白老爷爷只是想把这些事和一个陌生人说一说。只是说一说罢了。关于选择，关于命运。些许失意，但此时早已看淡。我想此刻我们之间相互是有默契的。
老爷爷60几岁的老人了，头发全部没了，带着一副金丝边眼睛，不过他的身上有一股儒雅之风。整个人的气质有些像演济公的游本昌老师。
金阁寺到了。老爷爷把车停下。入乡随俗，我们相互道别。我谢谢老爷爷送我到这儿，老爷爷祝我在京都玩的开心。我们互道珍重。
北岛出走海外的时间点和老爷爷远走他乡在外打工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在车上聊起八零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生活。我们谈起诗人。老爷爷问我喜欢北岛的哪首诗。我说我最喜欢他的《波兰来客》。不过那不是一首诗歌，而是北岛写的一篇怀念昔日友人的文章。里面有一段伤感的话：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