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leepy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Kimi 在北京的一家夜店办了庆功宴。
夜店的大屏幕上打着三行字:
K3,scale up
K4,scale the fuck up
To the moon
有人当晚发了小红书,说 Kimi 的程序员都挺拘谨,坐在卡座里低头玩手机,自己凑过去加微信还被拒了。联创张予彤据说也在场。
第二天,社群和社交媒体上的评价是浮躁、纸醉金迷、做大模型的人不该这样。有人说他们技术还没做到世界第一,酒倒先喝上了。
Kimi 在夜店办庆功宴本来不应该招来这么多的骂声。Kimi K3 刚发布不久就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可以说是近期美国科技行业以及政坛关于开源模型争议最关键的导火索之一,团队当然有高兴的理由。
可一场普通的庆功到了北京,就变成了一场关于初心的审判。
奇怪的是,同样的场面换个地方发生,观感会完全不同。
硅谷崇拜
试想一下,如果是一家硅谷的公司,在硅谷的夜店庆功,是不是就顺眼很多呢?
一群刚训练完模型的工程师,穿着 T 恤在酒吧喝多了,创始人站在人堆里,屏幕上打一句带脏话的口号。第二天科技媒体写出来,标题里大概会有野心、疯狂、年轻这些词。读者看完会说,这就是硅谷。
我们谈论硅谷的时候,一向宽厚。
硅谷最值钱的产品,不只是芯片、模型和软件。它还生产了一整套解释成功的语言。
乔布斯常年一件黑色高领衫,那叫专注。扎克伯格穿拖鞋见投资人,那叫不把陈规当回事。睡办公室是献身事业,赚到钱去火人节是释放创造力。
硅谷卖给世界的不只是芯片、模型和软件,还有一整套说辞,用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成功、他成功以后干什么才算体面。
硅谷的人可以骄傲,可以冒犯,喝多了说几句脏话也没人当回事。他们不必时刻证明自己是个好学生,因为在这套说辞里,他们默认代表未来。
可是中国的公司从来没有这种待遇。
它要先证明技术是真的,增长是真的,估值不是吹的。这些都证明完了,还要再证明自己没有得意忘形。发布会英文说多了,有人嫌它崇洋媚外。创始人会表达,有人说他只会营销。公司赚到钱,员工出去庆祝,又有人担心它丢了初心。
说得难听一点,这里面有一种硅谷崇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硅谷不只是先进技术的产地,也是现代生活的原产地。车库创业、黑客文化、风险投资、股权激励、扁平管理,连反叛的姿势都是从那儿学来的。
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我们可以接受中国公司学习硅谷怎样吃苦,却不大能接受中国人也学会像硅谷成功者那样享乐。
这其实是就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自卑。这里的硅谷崇拜,不是简单地觉得硅谷更高级。而是我们潜意识里认为:
西方成功者拥有定义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中国成功者只有接受生活方式审判的义务。
The Information 最近有一篇文章《Private Jets Are Scarce. Blame the Gusher of AI Wealth》里面描述了这样一个现实:
如今美国高端私人飞机的消费者约 30% 来自硅谷,这其中不止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们,得益于 AI 在资本市场上的疯狂表现,如今很多 AI 公司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们也开始消费私人飞机了。
美国最顶尖的 AI 工程师已经开始研究买湾流 G650 了,我们还在讨论中国 AI 工程师去工体喝酒是不是太浮躁。
我们并不是在宣扬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平心而论,如果你是这些顶尖人才,你更愿意在哪个舆论环境下工作?
苦难道德主义
我们对美国科技精英格外宽容,对自己人却格外严厉,也不仅仅是因为硅谷崇拜,还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一份体面的成功,应该来得很苦。
我们很早就学会用是否能吃苦判断一个人的品行。
小孩成绩不好,家长最生气的往往不是分数,是「你根本没用功」。能力不行还有回旋余地,不肯吃苦就成了品行问题。反过来,考砸了也没关系,只要每天学到深夜,大人还是会说这孩子懂事。用不用功这件事,很早就从能力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甚至变成孩子欠父母、学生欠老师的一笔债。
这套判断伴随人长大。
学校要早起,单位要加班,创业要熬通宵。事情做没做成是一回事,做事的人身上有没有留下受苦的痕迹是另一回事,而后者更容易被看见。黑眼圈、泡面、凌晨三点的办公室,都是比结果更容易传播的证据。
这种观念当然成就过很多人。在资源匮乏、机会稀缺的年代,努力是普通人手里为数不多能自己支配的东西。家庭拿不出钱,也没有关系可托,只能反复告诉孩子,再忍一忍,再拼一把。
中国孩子从小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慢慢从成功的代价,变成了成功的发票。
这也塑造了我们对于科学家的想象,到今天似乎仍然停留在一种极其单一的人格模板里。科学家最好不修边幅,背个旧书包,最好拿个矿泉水瓶,没有娱乐,没有消费欲,没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虚荣。每天脑子里除了公式就是论文。这种科学家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问题在于,我们正在把一种科学家的生活方式,变成所有科学家都必须遵守的道德模板。
于是一个科学家越不在乎钱,我们越感动,穿得越破,我们越觉得纯粹,生活越枯燥,我们越相信他学术水平高。
所以最近,数学家王虹引发了更多人的共鸣:原来数学家也可以是优雅的,漂亮的,穿着奢侈品的。韦东奕和王虹的生活方式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围观的人,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生活方式本就和学术无关。
数学家如此,AI 科学家也是如此。
同时扮演好硅谷精英和苦行僧
Kimi K3 究竟有多强,应该交给评测、开发者和真实使用来回答。月之暗面能不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也得看它未来能否持续做出产品、控制成本、建立健康的商业模式。
夜店证明不了这些,但夜店也推翻不了这些。
不少骂声其实不是反对庆功,是觉得还不到时候。中国公司离世界第一还有距离,怎么能先学会世界第一的派头。这个心情不难理解,它是过去几十年攒下来的谨慎,怕高兴得太早,怕又一次空欢喜。
假如 Kimi 把庆功宴放到一家大酒店,包间里摆着圆桌,管理层端着酒杯挨桌致意,屏幕上写着「再创辉煌」,大概也会有人嫌它官僚、老气,一点都不像一家年轻的科技公司。去夜店是浮躁,去酒店是摆谱,留在办公室吃盒饭,又难免被怀疑是在表演艰苦。做什么都有人说不对。
这也说明,争议的重点从来不在于庆功宴究竟应该怎么办。人们期待中国科技公司既有硅谷的野心和活力,又永远克制、谦逊,最好连成功之后都看不出成功的样子。
只是这种误会会制造隔阂,隔阂久了,人就会走。也许没有谁想赶走谁,我们只是一边盼着这些人出现、盼着他们从海外回来,一边又急着把他们塑造成自己想象里的样子。
北京那家夜店最终也会打烊。大屏幕上的「To the moon」会关掉,酒杯会被服务员收走,坐在卡座里低头玩手机的人也会回到工位继续干活。难题还是那么难,卡还是那么不够用。
真正成熟的科技文化,不需要把夜店包装成创新精神,也不用从一杯酒里鉴定一家公司的成色。那一晚在这些人的一生里,占不了多少分量。
他们只是把一件难事做成了,想高兴一会儿。而如果连高兴都需要向别人解释,那说明我们可能还没有习惯一件更简单的事。
中国的天才,也可以是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