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026年一季度，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从约29万亿美元升到约55万亿美元，接近翻倍。其中，快速扩张阶段集中在2023年以后，也就是AI带动的股价上涨期
AI（人工智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
7月27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的《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6年二季度）》显示，过去几年，AI技术加速做大了财富蛋糕，同时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2019年-2026年一季度，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从约29万亿美元升到约55万亿美元，接近翻倍。其中，快速扩张阶段集中在2023年以后，也就是AI带动的股价上涨期。
报告进一步分析，2022年-2026年一季度，美国家庭直接持有的股权财富增长了约21万亿美元，其中前10%家庭拿走了约88%（18.5万亿美元）的财富，而后50%家庭只分到约1%（0.2万亿美元）。
美国家庭财富的变迁，初步反映出AI技术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富裕家庭分走了更多蛋糕。
在前述报告发布现场，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分享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经济史学家Robert Allen的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了所谓“恩格斯停顿”，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数十年内，工人的人均产出明显提升，但工人实际工资并未明显增长。从分配比例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约100年后，劳动收入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才开始上升。
由此也引发一个问题：AI技术进步初期，是否会出现一段“工资停滞、资本收益走高、不平等扩大”的类似“恩格斯停滞”时期？
黄益平认为，AI作为一种通用型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AI技术进步可能通过四大机制影响收入分配，导致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未雨绸缪。”黄益平表示，收入分配关系着社会总需求。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供强需弱的格局可能短期难以扭转，且未来很可能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由此，黄益平建议，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围绕“投资于人”战略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兼顾短期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效率，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
四大机制影响收入分配
当AI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资本市场狂潮，裁员和岗位替代的阴霾也持续笼罩着打工人。
CF40报告显示，AI出现之后，资本开支替代劳动力雇佣的情况正在真实发生。
美国市场数据显示，2024年-2025年，对AI应用程度较高的信息产业、专业服务、金融与保险等行业就业增速显著低于2010年-2019年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AI带动了美国股票市场价值大幅上升和家庭财富非常不平衡的增长，前10%家庭拿走了约88%，后50%只分到约1%。
居民可支配收入内部由此出现了分化，2025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到36%，显著高于2010年-2019年期间的均值34.3%；后50%的中低收入家庭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1.5%，较2010年-2019年期间的均值11.8%小幅下降。
技术进步带来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并非首次。Robert Allen的研究显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但劳动工资在经济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下降，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止跌回升。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生产力大幅上升后约100年，劳动者分到的蛋糕份额才开始扩大。
黄益平表示，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加剧不平等的“恩格斯停顿”，资本家分走了更多财富；第二次工业革命让技术知识、组织资本等无形资产投资在分配中占据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就业极化与工资不平等，即高薪高技能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快速增长，低端岗位也相对比较稳定，中间岗位萎缩、中等技能薪资增长停滞。
作为公认的通用型技术，AI技术无疑将又一次带来人类生产力的飞跃。这一次，技术进步又将怎样作用于收入分配？
黄益平表示，AI技术进步可能通过四个作用机制影响收入分配。
一是资本偏向机制，这将体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企业通过持续加大资本投入来替代传统劳动要素，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逻辑与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说，AI赋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均产出，但劳动者收入并没有增长。
二是任务计划机制，其表现形式类似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中产空心化和“K”型分化。
“AI技术落地以后，你是被替代还是被赋能？如果你被AI赋能，那么你将来会有更多机会，收入会沿着‘K’字型往上走；如果你很容易被AI技术替代，你将来的收入或者回报可能是往下走的。”黄益平说。
三是技能分化与数字鸿沟，其可能导致阶层流动受阻。不同人的技术差距直接转化为收入差距与发展机会不平等，行业区域分化，出现赢者通吃效应。“简单说，要不你有平台，要不你有技能，否则新技术发展可能对你不是特别有利。”
四是财富分配放大机制，主要体现为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脱钩。具体而言，通过资产增值、成本转嫁与代际资源传递，从资本端放大财富不平等，形成“富者愈富”。“这是一般现象，与AI并不强相关。”黄益平补充道。
打破AI红利垄断
生产力提升是否一定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
前述报告牵头人，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AI可能让需求端比过去增长更慢，而经济增速往往由供给和需求中更弱的一方决定。
A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受关注，不仅因为其关乎个人和家庭命运，更在于其可能对社会总需求产生的深远影响。
“工人群体主要依赖薪资收入，其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依赖资产增值的资本所有者。当AI将财富从劳动力转移给资本所有者时，全社会将面临严重的消费总需求不足。”CF40报告援引一篇2020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称。
近年来，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特征持续。
2026年上半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达4.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显示内需总体偏弱。
黄益平表示，AI对供给侧的拉动已经很明显，但如果总需求起不来，供给太强，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是按照现在这样的趋势发展，将来很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场景：供强需弱不但短期内扭转不了，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黄益平说。“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让总需求持续提升，使其与供给保持相对平衡。”
在黄益平看来，AI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同时我们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未雨绸缪应对未来一段时间收入分配进一步失衡的可能性。
对此，黄益平提出三重应对策略。
一是防御：通过筑牢社会安全底线，缓冲AI带来的失业冲击，同时抑制资本借助算法形成的超额垄断收益，守住社会公平的基本盘。
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失业保险与兜底保障体系；强化平台经济与AI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建立针对纯替代型AI应用的伦理审查与限制机制。
“从短期来看，比较确定的就是AI技术创新一定会对一些职业形成较大冲击，有的人会失去工作，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是正常现象，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平稳过渡。”黄益平建议，应坚持“就业优先原则”，更加鼓励赋能劳动，而不是替代劳动的AI技术创新，同时通过夯实社会基础保障确保不会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二是赋能：重塑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劳动者从“被AI替代”转向“驾驭AI创新”，通过能力升级实现人与智能技术的协同共生。
具体举措包括：改革教育体系，融入AI素养与创造性思维培养；建立终身学习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广“AI+职业”的技能认证与就业扶持。
“将来学校文凭对于年轻人找工作、谋求职业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下降，而复合型技能的重要性会上升。”黄益平说，我们政府提出“投资于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培养人与AI协同的能力。
三是再平衡：重构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打破资本与技术对AI红利的垄断，通过制度设计让数据、算法创造的价值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具体举措包括：探索对AI超额收益征收调节税；明晰数据产权归属，推动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建立全民共享的AI红利分配基金。
“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技术、算法所创造的价值，这是对公共政策提出的一个很高要求。”黄益平坦言，当前考虑全民共享的AI红利分配基金可能还太早，但也许可以考虑对低收入阶层提供一些生活或者收入支持。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收入分配整体来说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将来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突出，而需求不足是我们当下最突出的问题。”黄益平表示，将“投资于人”战略做成一整套政策方案，对于缓解当前的供强需弱问题、改善收入分配等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作者为《财经》记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五月花”（ID：Caijing-MayFlower），作者：唐郡，编辑：张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