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现代民主宪政秩序中出现的公共财政制度约束的视角，分析了Wildland提出的“使用证明”机制。制约和平衡政府权力是更具代表性的集体行动组织的本质。在宪法上限制组织（或集体组织）行为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围绕着公共财政的权力——或对公共资金的支出。这在其治理涉及了为公共目的协调集体资金支出的去中心化区块链网络中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因此，宪政公共财政是围绕治理权利和生态系统建设基金(如Wildland Build Fund UDO)支出的代币设计的核心相关领域。与治理参与者的财政贡献相分离的建设基金的存在加剧了更普遍的公共财政问题，这就需要定义社区资金的公共用途，以及这些资金的分配和评估流程。
本文探讨了在Wildland Build Fund的特定背景下，围绕宪政公共财政挑战的制度设计原则，但鉴于公共财政问题在去中心化的集体组织中不可避免，这些原则可能更广泛地适用于其他项目的治理原则模式。
十大要点:
1. 在治理过程中限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对于去中心化(民主或高度参与)组织的弹性至关重要。
2. 治理影响力的差异往往会导致有争议或有分歧的治理——就成员认为这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组织的宗旨而言——这使得明确界定的治理目的成为了平衡不同成员的偏好的具有弹性的集体行动组织的必要先决条件。
3. 对限制不同治理影响的挑战的一个长期解决方案是，将对一个群体的生产资源的访问取决于这些资源的最近使用情况。
4. 在经济和金融背景下，将投机性利益与直接重视稀缺资源生产能力的用户(使用网络的人，有别于参与或从事网络生产和/或治理过程的人)区分开来是至关重要的。
5. 尽管如此，将金融影响锁定在经济组织之外不利于生产效率，这意味着平衡直接资源使用和组织对资本的需求是一种常见的权衡。
6. 在数字货币的背景下，网络的使用是整体金融的和无许可的，这使得在某种程度上投机利益的存在更有可能。
7. 组织产出的使用的不可转让性可以试图限制投机性利益，这使得与使用挂钩的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是可取的。
8. 用户管理组织产出的能力(以及由于改进生产过程而产生的盈余)体现了围绕本地知识、成本节约和分布式治理的内在用户价值的几个优势。
9. 这种分配集体盈余（或种子资金）的能力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个人可以通过明显的“使用”来购买治理影响力时，这种问题就会增加。
10. 这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用户的治理直接引发了特殊利益集团(相对于组织宗旨所定义的合法利益相关者群体而言)攫取公共财政的典型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对剩余资金的分配进行限制，以防止这一基本问题的发生。
通过定义组织目标来限制治理中的不同影响
制约政治系统中不同程度的影响力是集体选择中的一个长期问题。有人认为，对政府行为的一些约束措施为受政府集体决定约束的公民活动范围提供了事后的保障。事前限制围绕着每个公民如何有权投票以及不能将他们的选票出售给第三方——这限制了任何个人或组织主导过程以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的能力，而不是反映公共利益。即使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治进程是一个将更具破坏性冲的突限定在其他地方的限定竞争领域(Tilly 2002)，有机会成功竞争的能力也是个人参与这一领域的先决条件。否则，更具有颠覆性的冲突方式往往占主导地位(最近的Sushiswap丑闻就是一个颠覆治理导致通过诡计抵抗的例子)。因此，充分平衡特定系统内的权力差异被视为合法治理的先决条件，而合法治理本身比那些缺乏合法性、通过恐惧和政治庇护运作的系统更有利于高效治理(Ferejohn 2009)。
合法性可以被理解为部分源于单个组织成员(或网络用户)的信念，即系统的治理不会超出先前定义的宪法限制所设想的水平(Rosenfeld 2001)。在私人组织环境中，对于那些考虑是否加入一个组织或参与其产出的人来说，对过大的影响力施加足够的限制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期望。如果对系统中更强大的行为者博弈结果的能力缺乏足够的宣传约束，那么由于这种理性博弈理论的担忧，实力较弱的用户可能永远不会参与到系统的进程中(Wallis 2015)。
如果在Wildland的背景下，某人围绕存储或分析的数据需求与其他市场购买者的需求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将理性地不参与其代币赋予他们的治理过程，因为这些代币决定治理结果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担忧可以被理解为Wildland模型中所设想的二次投票的原因，尽管二次投票规则过于强大，而且由于按比例稀释的投票规则具有较小的利益，因此在更高权力的用户从他们那里提取租金以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担忧可能会发生翻转。对投票规则(以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的详尽回顾仅是政治科学教科书的主题，因此也超出了我们这里的分析范围，尽管分布式网络组织中投票规则的创新已经导致了对这些类型的权衡的大量应用讨论(Daub 2022)。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对组织的目的进行了讨论，就好像它是定义明确、广为人知和广泛认同的一样。在复杂的组织中，“目的”的这些特征没有一个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在构成组织本身的过程中，组织的激励目标定义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偏好和利益在内部竞争的未来制度边界(Alston et al, 2021)。
一个组织的构成目的随后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评估在一个组织的集体选择范围内什么是善意行为。在没有明确规定公共资金支出限制的情况下，行政人员就可以用公共资金犒劳自己，并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签订合同，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为了促进一种不那么受严格限制的“公共目的”。这使得一个组织的目标清晰地表达出来，并限制了旨在进一步实现该目标的集体选择过程，这对于在特定组织中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至关重要。因此，自始至终对目标的提及可以被用来反复强调组织设计中这一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而不是假设一个定义明确且受约束的目标会自动激发集体行动。
用于验证个人意图与预期目的的一致性
在管理历史边界上的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这种对限制强者投入的关注导致了围绕证明在生产经济活动中使用某一特定自然资源的法律理论。因此，可观察到的生产资源的使用作为一种展示对特定社区发展贡献意愿的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就美国西部的土地权利而言，愿意在五年内改善土地的个人可以获得免费土地(Hibbard 1924; Gates 1968)。政府放弃了土地销售的收入，以以更快地促进发展。就美国西部干旱地区的水而言，将水用于有益用途是针对后来的水索赔人（使用者）该水权利的一个先例 (Smith 2021)。对于有价值的地下矿物的权利，积极开发这些矿物是确保这些权利不受不利索赔人影响的必要条件(Gerard 2001)。
在美国，这种用于确保经济活动投入的宝贵权利的偏好也被贴上了反投机主义的标签(Neuman 1998 at 962-966)，这是一种消除获得生产性资产的能力，以对其未来价值进行投机的刻意的治理选择。鉴于引导西部开发的积极治理目的，通过限制非资源使用者获得资源权利的能力，减少了投机。这导致了与定义和衡量这些资源的有益使用相关的许多挑战(Clark and Joseph 2005)。这是因为，确定从河流中抽取的水量，以及这些水可以用于的可接受的有益用途，与对数字网络使用情况的即时记录和可追溯性(包括在去中心化市场上购买数据存储)相去甚远。标准化单位及其所包含的信息是现代抽象金融工具非个人交换的命脉。分布式网络还需要一个围绕帐户单位交换的操作空间，该操作空间不会受到单位在何处被消耗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使得对网络使用的测量变得机械化，但要定义这个使用与协议设计者的意图相对应的操作空间则困难得多。因此，限制市场使用以符合使用系统存储服务的真正意图的挑战就是这种非个人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典型治理的一个例子。
因此，投机和垄断是制定与实际使用特定资源以获得其产权相关的法律要求的早期原因。在资源丰富的美国西部，推动这些与生产性使用相关的理论的最主要担忧是资本获取的不平等。这种担忧围绕着美国东部资本雄厚的利益集团是否有能力获得西部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稀缺资源，而不是将这些资源用于对当地社区经济和地方政府财政有利的用途.他们担心的是，投机利益集团将长期闲置这些资源，从而有效地剥夺了受投机影响的社区的增长空间。如果所有权没有与资源的生产性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将为外部利益集团垄断当地经济活动的基本投入创造可能，使这些利益集团能够获取与生产有关的部分或全部租金 (Gates 1971)。如果所有当地农民都必须从某一地区的单一所有者那里买水，这将导致水垄断者从那些更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里榨取许多生产租金。
反投机主义是否实现了这些目标超出了本分析的范围，但值得强调的是围绕特定社区的意图的分歧——投机者的动机被认为和那些与当地经济活动相联系的长期生产结果不一致(Billington 1945)。如果同时代的经济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定居者边境活动的突发目的，那么外部利益对公共资源的这一预期结果进行“博弈”的能力就足够成问题，以至于对资源的实际使用要求成为了拥有这些资源的法律前提。因此，使用作为在特定社区内验证个人意图的一种手段是过滤意图的一种古老的制度解决方案。这可以被理解为揭示偏好这一经济学概念的必然结果，该概念认为，观察个人的行为比询问个人的内在偏好更能揭示他们的内在偏好。最简单地说，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因此，使用情况可能比在治理结果中获得可交易股份的财务能力更有说服力。
重要的是，在美国西方的背景下，在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在与不同的金融地位相关的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激励机制中，生产性使用都取代了金融。无论投机商是在东部，还是在某个特定的边境社区，购买大量资源的能力与通过东部贫困移民的定居来处置公共土地的意图相抵触。尽管如此，购买公共土地仍然是资本雄厚的个人的一种选择，这是因为内战后政府对收入的渴求，以及开发西部土地的愿望与完全锁定资本化利益相抵触。这显示了在共享资源的集体治理中一个重要的权衡——资本是高效经济规模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投入，但资本的本质创造了它相对于组织的预期目标过度决定集体决策结果的可能性(Fauver and Fuerst 2006)。这使得与从事生产的其他个人相比，对资本在生产环境中的影响的彻底禁止，远比对资本的影响程度和形式的限制要难得多。在围绕协调账户单位的独立交换的数字治理环境中，锁定资本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在潜在用户别之间的资本化差异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尤为关键。
通过限制二级交易来限制金融活动的使用
在许多数字货币环境中，使用本质上是金融的——这种结构特征与媒介的选择是不可分割的。例如，在Wildland中的使用证明衡量的是在Wildland市场上花费的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使用清楚地反映了迄今为止发展出的特征——那些选择在使用特定网络的服务中保留经济价值的人直接表现出对参与该网络的生产性产出的兴趣。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可以因为相信通过发行债务和股权工具来寻求融资的组织的实际生产能力而进行，但也可能经常由于投机而发生，而不是资产在购买和出售时的实际生产价值(Angel和McCabe 2009)。投机活动的增加可能导致价格波动以及投资者对特定资产类别的纪律的降低(Hirano and Stiglitz 2022)——如果投资不太受组织为追求其产出而做出的特定决策的约束，这意味着价格的减弱既是生产能力的信号，也是对组织决策的约束。对于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价格是关于什么是有价值和稀缺的信息——如果关于什么是稀缺和有价值的知识被扭曲了，资源就不能有效分配——会造成浪费，降低生产性产出(价值创造)。数字货币行业目前存在着较高的投机投资兴趣，这在高价格联动和波动性中得到了证明。
关于投机与对生态系统的真实价值进行金融押注的问题(作为明确目的的功能)，一种方法是防止被收购资产的二级交易。虽然价值在个人网络用户眼中最终是主观的，但由于缺乏价格信号(及其相关的缺点)，防止二次交易通过将使用定义为验证善意意图的一种手段来验证主观价值。这可以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是无法通过主要销售进行交易的交换价值服务。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在餐馆获得的汉堡包不能成为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来源，但这一点更普遍地适用于任何以经济价值换取服务的数字服务，如数据存储或分配给特定任务的处理能力。这种环境得益于将购买者对该服务的兴趣与该服务的实际使用情况相一致，而不是对该服务的未来使用价值进行猜测。这可以被理解为先前描述的有益使用标准的一个版本，旨在限制对西方自然资源的投机性投资激励。
治理对其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表面上来自于系统所治理的内容——在Wildland的案例中，治理需要为生态系统增长目的分配社区基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机制不能完全防止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中交换金融价值以换取影响力。此外，为了支持更民主的用户输入而锁定财务影响，会产生一系列与价格信号减少和政治僵局可能性增加相关的不利因素。
这类对未来产出债权投机兴趣的限制主要限于产出的主要价值围绕收购方消费或使用的情况。在金融方面，这使得这些债权更像商品而不是股票，尽管大多数商品在二级市场上可以自由交易。限制资产的二级交易将大幅降低资产的价值——例如，如果人们一旦获得房产就无法售出，那么房地产市场的资本化就会大大降低。这表明，限制有价值产出的二级交易通常不是一种设计选择，而是组织产出本身的直接功能。
如果产出确实限制了该组织产出或公共资金的二次交易(如之前的汉堡包例子)，这就会使用户的动机与真正使用的动机相一致，而不是投机。如果用户不能直接参与治理，这就完全限制了用户在选择是否购买服务(并成为用户)时对治理的投入。如果一项购买可以被第三方使用，仅这一设计特性就可以将治理激励从使用中分离出来，这为市场活动的使用条件证明的普遍挑战提供了一个例子。
使用证明的治理机会和公共财政挑战
尽管将组织产出的使用与治理结合在一起有好处，但消费者对是否用经济价值交换服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的。在现代经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直是原子论消费者对这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或服务的大型商业生产者的治理的主要投入 (Schuler and Christman 2015)。这可以理解为不赞成就离开这一典型的政治选择。随着许多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区块链网络带来的创新，由于围绕信息、机构和协调成本的集体行动存在限制，对治理过程的透明度和分散投入可以以以前不可行的方式实现(Davidson et al 2018; Alston et al 2021)。这为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人可以在未来直接管理该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可能性。
通过使用相同的输出来展示组织输出的持续可行性的一致意图，用户可以潜在地成为相同输出的管理者。这表明这种形式的治理投入有几个好处。首先，这可以以传统集中式公司治理必然难以复制的方式，在服务的消费者层面利用本地知识。其次，在用户关心治理结果的情况下，这可能会比更加集中的治理必然带来的昂贵的官僚机构提供效率收益(Coase 1937)。第三，在某种程度上，对组织产出的更平等的投入是用户内在重视的东西，这可以是竞争优势的来源，那么除了这种治理形式可以提供的效率收益外，这也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最后，也许是最关键的，当这种治理方式带来的效率收益为组织本身创造了盈余时，这些收益可以由用户在未来的时期内直接用于进一步增强生态系统的项目或产出(Wright 2020)。
在分布式网络的早期阶段，这些致力于生态系统发展的社区基金可能涉及代码改进、更改或促进网络使用的应用程序等。在Wildland的案例中，这些项目将在很大程度上由被授权参与治理的市场存储购买者来定义——定义什么能增强生态系统就是治理过程本身。这最后的可能性涉及到将有价值的资源分配给特定组织成员的子类(或签约提供生态系统改善的外部方)。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边际，以有益和有问题的方式定义组织输出激励的“用户”。盈余(或刺激生态系统发展的创业种子基金)的存在直接鼓励了用户参与治理，超出了他们内在倾向。用于改善生态系统的剩余资金的存在，会激励用户参与到个人成本高昂的治理过程中，因为这将带来使用方面的潜在改进。
在使用成本和用于改善生态系统的资金规模之间隐藏着有问题的激励措施。与治理权力相对应的使用成本越低，治理决策分配的盈余资金越多，“不诚实的”用户就会有更大的动机出于自私的原因(与组织的目的相悖)参与治理过程，而不是出于为所有用户改善生态系统的忠实意图。这可以理解为宪政民主中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一个具体例子(Olson 2008; Buchanan & Tullock 1962)。参与治理的用户数量和使用的比较水平都为“不诚实的”用户创造了有问题的边际。在Wildland的模型中，这些“不诚实的”用户有可能是那些市场活动主要或完全衍生于将组织的剩余收入分配给自己或他们关心的项目的能力，其原因与提升组织产出无关。如果在一个足以控制治理结果的水平上购买组织的产出，比与组织剩余分配相关的利益更便宜，那么使用将不再有效地调整激励，因为Wildland市场的“诚实”用户(或存储购买者)可能会与主要或唯一受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用户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以组织盈余所要创造的生态系统的利益为代价。这使得定义组织的一组公共资源的分配成为金融使用定义的治理过程的中心制度设计问题——在治理代币中缺乏二级交易，用户的治理激励将由与这些公共资源分配相关的个人和团体利益完全定义。
这种治理设计挑战是规范的。在民主公共治理背景下，这是宪法公共财政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标志性问题(Gruber 2019; Cullis and Jones 2009)。这通常被描述为“利益集中，成本分散”，这概括了为什么较小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影响公共资金(或社会中离散群体关心的其他政府产出)的支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治理体系创造的激励机制定义了个体成员的激励机制，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践的结果。
这个围绕组织活动剩余分配的挑战直接产生了组织产出的两类用户——意图与更好地实现组织预期目标一致的用户，以及意图与该组织目标正交的用户。激励真正关心生态系统持续改善的用户阶层真诚地参与治理过程(明确的事前定义至关重要!)，同时削弱特殊利益集团获取盈余的能力，这是任何一个公共政府都无法完全克服的挑战。世界上最有能力的政府对公共预算程序的持续争论就是这一现实的直接证明。
虽然详细说明公共财政如何受到限制超出了本文的分析范围，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限制可能对于调整用户的动机，使其成为组织盈余的有效管理者至关重要，而不是将这些资金用于与改善生态系统无关的目的。在支出与使用相称的情况下，这些对公共财政的限制变得更加重要:在网络服务的销售点，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区分那些打算使用他们所购买的服务的人和那些出于获取通过管理治理本身分配的租金的欲望而使用服务的人。
结论
一个明确的激励集体行动的目标，以及为促进这一目的而进行的良好约束的集体选择过程，，是弹性的集体选择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分布式网络在这一标志性的机构设计挑战中也没有什么不同(Nabben 2022)。因此，任何像Wildland这样的分布式网络在创建一个由使用证明管理的系统时都将面临这一挑战的特定版本。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激励机制在最初和动态方面都是一致的，并且在潜在用户之间的激励机制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致命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对系统目的的最初定义是这一挑战的核心，在Wildland Marketplace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明确定义生态系统和Build Funds旨在产生的增长。这必然涉及到明确生态系统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增长，理想的情况下还包括定义短期到中期的成功，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评估进展的基准。当稀缺的社区资源的支出用于可能带来不同程度增长的项目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即使在治理参与者和这些社区资金的接受者真诚行事的情况下。
通篇所描绘的宪政政治经济学的必然性意味着治理设计需要对利益相关者和由激励目的和对集体行动的约束而产生的激励措施进行清晰的映射。只有对这些基本的制度特征有足够的了解，网络的潜在用户才能了解，激励措施与他们首先希望成为系统的贡献用户的点是一致的。在未来的集体决策过程中，越是一切都有可能被争夺，考虑到未来的多数派决策对少数派利益构成的最终风险，除了多数利益集团之外，任何人都不想使用或为这样的系统做出贡献。在用户定义的系统中，未来集体决策的不确定性足以显著地限制潜在的用户基础。在以财务活动作为诚信使用该系统的代表的情况下，这在使用该系统的个人成本和该支出给予每个人的社区资金的比例控制之间显示了一个可识别的差额。这使得确定社区资金的使用目的和对这一支出的限制成为系统的基本制度设计特征，以可信地说服独立用户(具有不同的使用和治理偏好)该系统将合法地保护他们相对于更大整体的利益。
